(许昌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河南 许昌461000)
摘 要: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盛世,也是茶叶经济的兴盛时代。对于茶叶经济的发展,唐 代根据自己的国情,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充分调动各种社会主体参与茶叶生产的积极性,不断完善经济调控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高额的茶税加重了茶农和茶商的负担,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叶经济的发展。
最初,茶叶只是作为一般的物质,供人们药用和饮用,还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如《神农百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即茶)而解之”。又《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茶而已”。此且不论饮茶始于何时,但此时茶叶只是作为药用和饮用是无疑的,直至后来茶叶的经济价值及其文化内涵逐渐被世人所认识,其才作为商品走入市场,成为个人发家致富、地方政府及国家创造财富的经济手段。
一
唐代是茶叶经济兴盛和发展的时代,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相对安定,人口也随之大增,自贞观初年(公元627年)至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的一 百多年间,由三百万户增加到八百四十一万余户。[1]P176 人口 大幅度增长,所需粮食自然也随之增多,同时加上饮酒人数的增多,用于酿酒的粮食数量也随着增多,大量酿酒造成粮食短缺,影响到国计民生,因此,为节约粮食开支,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肃宗发布“禁酒令”。同时,为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政府再次恢复了酒税政策。代宗二年下旨:“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2]卷54规定各州酿酒户的数量,要求酿酒户每月上税,除酿酒户外,禁止其他任何人酿酒。由于税酒政策的实施,酒的价格上涨,而茶叶价廉,对身体又有保健作用,如《敦煌写本〈茶酒论〉》中所说:“渴来一盏,能生养命......茶贱三文五碗,酒 贱盅半七文。”[1]P133 其自然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当时的国都长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3]卷6《饮茶》在统 治者的影响和推动下,饮茶之风在平民百姓中也得以兴盛,“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得食犹得,不可一日无也。”
[4]P113茶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 《旧唐书》卷183《李钰传》所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 人所资远近同俗。即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故唐代禁酒令的实施,促使以茶代酒,刺激了民间群体的茶叶消费,促进了饮茶习俗的兴盛和发展,从而促进了茶叶经济的发展。
二
唐代茶叶经济的发展,与茶税也有很大关系。唐代是一个竞争而开放性的社会组织,这从唐朝的财政税收政策带有扩张性可以看到,国家为增加财政收入,整理财政,寻觅新税源,新增若干税捐,茶税就是唐代财政的新型收入。由于茶叶生产的巨大经济利润,茶叶成为税收的主要对象。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安史之乱后,唐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政治危机,为解决军费问题,唐政府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征收茶税,充当国用。
《旧唐书》卷12《德宗纪》曰:“赞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当时征税是政府的权宜之计,至兴元元年 (公元784年)下令停征。贞元九年(公元793年)正月税 茶法规固定下来,“凡州县产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 ・ 13什税一,”[2]卷54《食货志》自此茶税正式建立。自793年,每年得茶税40万贯,茶税税率为10%,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经顺宗以致宪宗时期一直沿袭了这种税收方式。后来唐政府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提高了茶税税率,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政府采用盐铁使王播提议,“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 南、福建、荆襄茶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2]卷54《食货 志》将税提高为15,不计茶产量提高所得的税增值,则 30年后,唐代每年茶税所得至少为60万贯。开成元年(公 元836年),中书侍郎李石执掌茶法,“以茶税皆归盐铁, 复贞元之制”即“十税一”。[2]卷54 《食货志》“至年终所收, 以溢额五千六百六十九贯,比类盐铁场院正额元数加数倍 以上”。[4]P5905很明显,唐代税收数字从前到后逐渐扩充、增 大,茶税的巨额利润已成为唐朝财政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唐代茶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唐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整个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除民间茶叶消费群体外,佛僧作为唐代社会的一个特殊消费群体,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唐代饮茶习俗的兴盛和发展,进而促进了茶叶经济的发展。唐代十分重视佛教的发展,尤其是唐代禅宗的兴盛,佛教寺院的禅僧饮茶、嗜茶成风。据《封氏闻见录》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 道俗,投钱取饮。”[3]卷6《饮茶》有的僧人嗜茶更甚。据 《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惟唯嗜茶、凡履处唯茶是求,或遇百碗不以为厌’”。
唐代佛寺还常兴办茶会,茶会上佛僧谈经论道,把饮茶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所谓“茶禅一体”,“茶佛一味”。可见,饮茶已成为佛僧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除大量的茶叶消费群体外,还有从事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的茶农、茶商,他们是唐代茶叶经济的发展的根本保障和积极推动者,是推动茶叶经济发展的主体。唐代一向以农业立国,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带动了南方茶叶种植业的迅速发展,茶叶生产取代了粮食生产,成为当地的主要产业,出现了很多专业化的产茶区域。据陆羽《茶经》不完全统计,唐代中期,已有8个道,43个州生产茶叶,这些产茶区涉及的省份多、面积广,主要遍及江南一带。茶的大面积种植,使得南方产茶区的许多空闲土地得以开发利用,加速了江南地区的开发,解决了农村大批闲置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出现了以茶为业的茶农。据《册府元龟》记载,文宗太和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 业。”[5]卷510 《邦计部・重敛》武宗时,“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5]卷494《邦计部・山泽二》歙州祁门(今安徽 祁门县)“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 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比。”[5]卷802据张途《祁门 县新修阊门溪记》所言,四川泸州一带,“郡连戎僰,地接巴黔,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莠麦。”[6]卷772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茶农参与茶叶种植,很多农民的生存问题得以解决,并从中获利,如《书何易于》中所说:“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6]卷795孙樵《书何易于》在茶农的辛苦劳作下,唐代完成了由粮食生产向茶叶生产的农业结构的转型,改变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经济模式,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转变,大大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得以顺利发展。
同样作为社会的主体,茶商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对唐代茶叶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由于唐代的大发展,国家控制地域的增大,使商人能在更为广大的地域内顺利地进行茶叶贸易。歙州司马张途描述了开元年间茶商们忙于茶叶交易活动的景象:“每岁二、三月,赉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虽然其欲广市多载,不果遂也。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将泛 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5]卷802 据张途《祁门县 新修阊门溪记》所述,随着茶叶生产规模的扩大,茶商频繁地活跃于茶叶的交易,每当茶收之际,贾客们齐集江淮, “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钗,入山交易。”[6]卷751 《上李太 尉论江贼书》说:“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 积,色类甚多”。[3]卷6《饮茶》茶叶经茶商之手贩运到全国 各地,唐代的茶叶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与此同时,茶商经营茶叶的行为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改变了城市经济面貌,如前所述,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卖茶营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城市的经济面貌增添了色彩,由此也促进了民间地方茶店的开展。但与唐代开放式的文化相反,唐代封闭式的里坊布局,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唐代茶叶经济的发展。由于唐代长安、洛阳等城市的里坊式布局,使得唐代茶馆未能得到完全独立,处于封闭阶段,但也初具规模,为两宋开放式茶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三
毋庸置疑,在茶叶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唐代茶业经济发展的主体,茶农、茶商在从事茶叶生产和销售中,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生活有了很大保障,但也付出了艰辛的代价。随着茶叶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中唐以来,不仅开始征收茶税,南方不少生产名茶的地方也有了贡茶之累。据《嘉泰吴兴志》卷20《土贡》记载,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始于顾渚置茶贡院”。湖州(今吴兴)自“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渚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余人,累月方毕”,[7]卷25《江南道》可见,贡茶规模之大和役民之多。对茶农而言,采茶是很艰辛的劳动,如袁高《茶山诗》中言:“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氓辍耕农耒,采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人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 春”。[8]卷314袁高《茶山诗》贡茶制的实行,给茶农带来了沉 重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民伤财。 ・ 23・安顺学院学报 2010年第1期
同样,茶农、茶商也遭受了茶税之苦。由于茶税高,人们生活愈加不易,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利颇丰,各级政府要员由此产生的纷争不断,为此,唐朝中央政府在茶叶产地设置了专门机构,来管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户部侍郎崔元略与四川节度使商量,奏请税茶事,使司自勾当,每年出钱四 万贯送省。[2]卷54 《食货志》唐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收 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史,推行茶叶专营买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上表请求“使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 [9]卷49 《食货 志》其恶劣行径,激起茶农愤怒。唐后期,茶农因遭受不堪负荷的剥削,被迫砍伐茶树,毁坏茶园。那些茶商们“计鬻茶之资,不能当所榷之多”。[5]卷501 《重敛》一时天下 大怨,王涯的榷茶法没有通行。 武宗时,不但唐朝政府对茶叶统一征收赋税,而且州县也巧立名目,设立关卡,对茶商茶户亦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 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2]捐54《食货志》
由于不断遭受商税、塌地钱和榷税之苦,茶商无法进行正常的商贸活动,为逃脱层层盘剥,他们群起反抗,“兴贩私茶,群党颇众,场铺人吏,皆与连通”,然“法虽严,终难 行”。[5]卷494《邦计部・山泽门》私贩活动的兴起,严重影响 了唐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此,政府不断改变茶税法,以调和社会矛盾。宣宗大中(公元847～860年)年间,盐铁转 运使裴休“立税茶十二条”,[9〗卷177《裴休传》严密反走私茶 叶的措施,大力强化茶法,禁止各州层层设卡,保障了合法茶商的利益,使“商旅既安,课利自厚”。“天下税茶增 倍贞元。”[2]卷54《食货志》虽然如此,茶农、茶商的利益并 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社会矛盾仍在激化。唐末大乱中, 茶法破坏殆尽。茶农种植茶叶,受贡茶之累,茶商受茶税之苦,最终受益者还是官商和政府,茶农、茶商的生产和经营始终受制于唐代政府的行政干预。随着唐王朝的日趋腐朽,税率愈高,人们生活愈加不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唐代茶叶经济发展。
总的来讲,唐代重视茶叶生产,一方面固然旨在增进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借此充实社会之新内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与政府的积极参与支持,政府既要在社会上和教育上具备影响民众的能力,又要有触及群众心理与社会习惯的影响力,这样才能做到从下而上的效仿。因为商业上的财富,着重流通,需要社会主体的参与,无论是皇室、贵族官僚、佛教僧侣,还是普通的民众,都是这个社会的主体,唐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主体的参与,茶叶经济的发展更是如此。唐代茶叶经济的发展,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其发展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弊端也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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