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茶艺师培训班讲课稿主讲\赵丈田

古代：在我国历史分期，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上古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个时期称中古。　宋元明清(到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叫近古。今天讨论隋唐宋元明清这一段时期的茶具

名窑指古代著名窑口。

古代茶具，泛指制茶、饮茶使用的各种工具，包括采茶、制茶、贮茶、饮茶等大类，陆羽《茶经》就是这样概述茶具的。

现在所指专门与泡茶有关的专门器具，古时叫茶器，直到宋代以后，茶具与茶器才逐渐合一。目前，则主要指饮茶器具。《茶经》中详列了与泡茶有关的用具28种、八大类，对茶具总的要求是实用性与艺术性并重，力求有益于茶的汤质，又力求古雅美观。

　　茶具对茶汤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茶具颜色对茶汤色泽的衬托。陆羽《茶经》之推崇青瓷，“青则益茶”，即青瓷茶具可使茶汤呈绿色（当时茶色偏红）。随着制茶工艺和茶树种植技术的发展，茶的原色在变化，茶具的颜色也随之而变。二是茶具的材料对茶汤滋味和香气的影响，材料除要求坚而耐用外，至少要不损茶质。

　　中国茶具，种类繁多，造型优美，兼具实用和鉴赏价值，为历代饮茶爱好者所青睐。茶具的使用、保养、鉴赏和收藏，已成为专门的学问，世代不衰。茶具，是我国古代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讨论茶具史的兴衰，也可以看到茶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茶具也有其本身独到的发展过程，主要论述唐宋以来各种名窑茶具。

(一)  唐代的几种名窑茶具

在介绍唐代名窑茶具之前，先介绍唐代茶区及饮食方法。

历史进入唐代以后，茶叶生产迅速发展，茶区进一步扩大。仅陆羽《茶经•八之出》就记载了有43个州产茶［1］，作者另又查阅了其它一些历史资料，还有30多个州也产茶，因此统计结果，唐代已有80个州产茶［2］。据此，唐代产茶区域遍及现今的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15个省、市、自治区。也就是说，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唐代各茶区茶叶生产的发展，有茶名的就有149种之多。这繁多的茶叶用现代茶叶分类法来衡量，绝大多数是蒸青绿茶，也有部分炒青绿茶。这些蒸青绿茶根据陆羽《茶经•六之饮》记述，又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之分，其中以饼茶数量最多，因此，陆羽《茶经》中重点介绍了蒸青饼茶制造方法。
 
　　对陆羽《茶经•六之饮》中论述的“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可以作如下理解：
　　所谓“粗茶”，是采摘较粗老的鲜叶加工成的饼茶。即陆羽《茶经•三之造》中将饼茶分为八等中的后两等：“有如竹箨者，枝杆坚实，难于蒸捣，故其形籭簁然；有如霜荷者，茎叶凋沮，易其状貌，故厥状委悴然。此皆茶之瘠老者也。”
　　所谓“散茶”，是采摘细嫩芽叶，经蒸青后烘干或炒干的松散状芽茶或叶茶。所谓“末茶”，是采摘茶鲜叶，经蒸茶、捣茶后，将捣碎的茶烘干或晒干而成的细碎末状茶。
　　所谓“饼茶”，当然就是陆羽《茶经•三之造》中，经“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而制成的方形、圆形或花形的饼状茶。这种蒸青饼茶是唐代贡茶的主要品类。
　　唐代的贡茶品目，据在唐宪宗元和中(公元806～820年)为翰林学士的李肇所著《国史补》记载，有十余品目，即：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福州“方山露芽”，岳州“灉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夔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羡”。此外，尚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嵊县的“剡溪茶”等

     唐代六大名窑：洪州窑、寿州窑、越窑、婺州窑、岳州窑、鼎州窑

    在唐代人们不仅把茶作为日常饮料，而且讲究饮茶情趣。因此，在饮茶过程中，茶具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器具。唐代茶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陆羽在《茶经》中按当时饮茶全过程的需要，列出的贮茶、炙茶、煮茶、饮茶器具有20多种，它是包括地方官吏，文人学士使用的茶具在内的民间茶器具，多以陶瓷为主；另一类是皇室宫廷饮茶器具，多以金器为主，如金银茶具、秘色瓷茶具、琉璃茶具等。

1.法门寺茶具

      关于茶具，古代亦称茶器。“茶具”一词最早见于汉代辞赋家王褒《僮约》“烹茶尽具”。唐代白居易有“此处置床绳，旁边洗茶器”之诗。这说明茶具已是茶文化不可缺少的、也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陆羽《茶经》将茶具定为二十四事，即二十四种，并对各种茶具的制作和用途也作了详细的说明。

唐人饮茶，称之为“吃茶”。将茶叶摘下后，进行捣碎，加上油膏、米粉等，用模具制成茶团或茶饼。在饮茶之前，先将茶团或茶饼进行烘烤，然后用茶碾将茶叶碾成细末，过筛，放在火炉上煎煮。煮茶时要加盐、葱、姜、桔皮、薄荷等。唐代“谢灉湖茶” 诗[灉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若有新春者，西来信勿忘。]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系唐僖宗御用珍品，作为国宝重器奉献于佛祖，以示虔诚礼佛的心愿。这批茶具，是唐代茶文化的最高层面用具，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配套完整，数量丰富，自成体系，为世界上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金银茶具，反映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2. 越窑茶具

    唐代越窑茶具主要有碗、瓯、执壶、杯、釜、罐、盏托、茶碾等数种。碗作为唐时最流行的茶具，造型主要有花瓣型、直腹式、弧腹式等种类，多为侈口收颈或敞口腹内收。到了晚唐，制瓷工匠创造性地把自然界的花叶瓜果等物经过概括，保留其感动人、最形象的特征，运用到制瓷业中，从而设计出葵花碗、荷叶碗等精美的茶具。瓯是中唐以后出现并迅即风靡一时的越窑茶具新品种，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茶盏。这种撇口斜腹的茶具，深得诗人皮日休的喜爱，他的《茶瓯》诗可说极尽了溢美之辞：“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如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在势旋眼，苹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执壶又名注子，是中唐以后才出现的，由前期的鸡头壶发展而来的。这种壶多为侈口，高颈，椭圆腹，浅圈足，长流圆嘴，与流相对称的一端还有泥条粘合的把手，壶身一般刻有花纹或花卉动物图案，有的还留有铭文，标明主人或烧造日期。至于茶杯、盏托、茶碾等物，在越窑中也常有发现，这类瓷器在釉色、温度、形状和彩饰上均较好地体现了当时越窑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水准。

3. 岳州窑与长沙窑茶具

  陆羽《茶经》四之器记有：“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 “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湖南岳州窑自被陆羽《茶经》中列为唐六大名窑之后，似沉入洞庭湖中，未见于任何史籍，1953年经考古挖掘始知岳州窑系湘阴城南铁角嘴窑头山一带，发现裸露在窑地的大量文物。1983 年在城南偏西的樟树镇百梅村，又发现15万平方米的百梅窑址，最厚的文物堆积在2.5米以上，出土文物碗、缽、碟、壶、瓶、罐，釉色多样清鲜，纹饰讲究，上层为宋瓷，下层为东汉青瓷。1986 年普查在湘阴湖江岸边发现古窑址25 处，其中青瓷窑址就有18处之多，1997 年马王墈窑址出土了大量青瓷器物窑具和隋代龙窑，有8 个文化层次包含唐、隋、南朝（梁）、东晋、西晋、东吴6个时段，延续500 余年。其西晋匣缽，使“匣缽烧造法”向前推进300 余年，这一重大发现为中国青瓷技术发展史寻到了源头，证实了岳州青瓷在中国青瓷史上应具的地位，也是湖南最早的青窑瓷，是研究青瓷史不可多得的文物。岳州瓷的釉色以青绿居多，青黄者少，釉层较薄，具有玻璃质感渗着光亮。初唐，岳州瓷大多只施半釉，甚至有的器皿只有口沿施一圈釉，釉开细片，成为该窑产品的一特色。《茶经》中指的岳瓷和越瓷一样，较其他瓷色青，并评说“青则益茶”。从出土文物来看，岳窑的青瓷、生活瓷、工艺瓷都有生产。生活瓷有隋代的青瓷小杯、青瓷足杯，东晋的青瓷洗，南朝的青瓷三足炉，东汉的青瓷双系壶，；三国的青瓷笸及唐代的青瓷碗。工艺瓷有车马人物、动物、家禽等。晋代青瓷穿山甲及鸡埘造型美观，逼真逗趣，体现出十分高超的技艺。中唐以后，岳州窑开始衷落。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与岳州窑同时存在的长沙窑。长沙窑北距长沙城区27公里，位于望城县江边上的铜官古镇，故又称铜官窑。长沙窑生产的茶具，在陆羽《茶经》中没有记载。它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僖宗宫廷用的金银茶具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对研究唐代民间茶文化具有重在价值。近年出土的长沙窑茶具品种之丰富，式样之多，为唐代茶文化的绚丽多彩提供了物证。目前国内外已有10个省（区）发掘出长沙窑茶具，如在日本、韩国、印度、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考古学家在挖掘8、9世纪文化遗址时，发现有长沙窑瓷。1974年在宁波出海口处发现一艘唐代沉船，其中有几百件越窑和长沙窑青瓷。表明长沙窑茶具的销售巿场十分广阔。但是出土长沙窑茶具的墓葬，大都是中、小型墓，至今尚未发现大型墓中有长沙窑茶具作随葬品的，这表明长沙窑茶具主要用于民间。长沙窑这种立足于民间，因时而变的社会经济文化追求与今天湖南电视媒体服务草根大众，想唱就唱的超级女声文化倒是象有某些渊源关系。

 (二)宋代名窑茶具

1. 宋代斗茶使名窑茶具应运而生

在古代，斗茶可谓风靡一时，如同西班牙斗牛，一样惹人眷爱。但不同的是，斗茶要文雅得多，文化内涵也十分丰富。

　　斗茶，即比赛茶的优劣，又名斗茗、茗战。始于唐，盛于宋，是古代有钱有闲人的一种雅玩。具有很强的胜负色彩，富有趣味性和挑战性。

宋代是极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一些文人雅士更流行斗茶的生活情趣，宋代斗茶之风极盛。

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082～1135年)徽宗是个昏君，但他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还是一个境界颇高的茶人。宋徽宗因撰写《大观茶论》，而被载入茶史。《大观茶论》成书于大观元年(1107)。全书共20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也颇为广泛，分为绪论、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勺、水、点、香、色、藏焙、品名、外焙等20个名目。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俗等均有详细记述。在书中宋徽宗不仅考察了茶的物理属性，还对茶区的气候、风物有着相当客观的解读，他还将茶道归为“致清、导和、韵高、致静”4个层面，由外而内，由浅及深，由感受到精神层面，以致上升到“道”的层面。不仅如此，据说宋徽宗还精通分茶、茶百戏等技艺，可谓茶中大家。

蔡襄（1012～1067年），北宋兴化仙游（福建）人。为北宋著名茶叶鉴别专家。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任福建转运使，负责监制北苑贡茶，创制了小团茶，闻名于世。

　　《茶录》是蔡襄有感于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而特地向皇帝推荐北苑贡茶之作。计上下两篇，上篇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侯茶、熁盏、点茶十目，主要论述茶汤质量和烹饮方法。下篇论器，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九目。《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著。

　　每年清明节期间，新茶初出，最适合参斗。古人斗茶，或十几人，或五六人，大都为一些名流雅士，还有店铺的老板，街坊亦争相围观，像今天看一场球赛一样热闹。

　　斗茶的场所，多选在有规模的茶叶店，前后二进，前厅阔大，为店面，后厅狭小，兼有小厨房，便于煮茶。有些人家，有较雅洁的内室，或花木扶疏的庭院，或临水，或清幽，都是斗茶的好场所。

　　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相互品评，以分高下。古代茶叶大都做成茶饼，再碾成粉末，饮用时连茶粉带茶水一起喝下。斗茶，或多人共斗，或两人捉对“厮杀”，三斗二胜。斗茶内容包括：斗茶品、斗茶令、茶百戏。

　　斗茶品以茶“新”为贵，斗茶用水以“活”为上。一斗汤色，二斗水痕。首先看茶汤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汤色能反映茶的采制技艺，茶汤纯白，表明采茶肥嫩，制作恰到好处；色偏青，说明蒸茶火候不足；色泛灰，说明蒸茶火候已过；色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泛红，说明烘焙过了火候。其次看汤花持续时间长短。宋代主要饮用团饼茶，调制时先将茶饼烤炙碾细，然后烧水煎煮。如果研碾细腻，点茶、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点茶、点汤，指茶、汤的调制，即茶汤煎煮沏泡技艺。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称为击拂。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立即露出“水痕”，这就输定了。水痕出现的早晚，是茶汤优劣的依据。斗茶以水痕晚出为胜，早出为负。

　　有时茶质虽略次于对方，但用水得当，也能取胜。所以斗茶需要了解茶性、水质及煎后效果，不能盲目而行。

　　　　宋人斗茶之风的兴起，与宋代的贡茶制度密不可分。民间向宫廷贡茶之前，以斗茶的方式，评定茶叶品级等次，胜者作为上品进贡。斗茶，分割出来作为一项游戏，当时只局限于文人雅士之间。元代以后，渐渐推向民间，至晚清复归消歇。

　　2..宋代五大名窑茶具

   中国宋代瓷器生产，以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后人统称其为“宋代五大名窑”。

 (1). 汝窑茶具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1987年根据宝丰县提供的实物标本，经上海博物馆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复查并进行试掘，终于在宝丰县西大营镇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找到了汝官窑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内涵丰富，窑具、瓷片堆积如丘。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俗称“芝麻支钉”，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物本身制作上胎体较薄，胎泥极细密，呈香灰色，制作规整，造型庄重大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汝窑瓷器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其釉色。后人评价“其色卵白，如堆脂，然汁中榨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细小挣针”。可见汝窑烧制的青瓷确有独特魅力，被人们推举为五窑之首，名副其实。

行家有句俗浯“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汝州东北方烧造的汝窑是稍有花纹装饰的青瓷，釉色极润泽而带葱绿是早期的产品；南方烧造的，多有印花或刻花的装饰，隐隐浮现在透明的艾绿釉之下，但制作时代可能晚到南宋；市区出土的大多是汝窑新窑器，多为天青色汝官瓷。汝瓷还生产有天目瓷、白瓷、花瓷及茶色釉瓷等。汝瓷是一首无字的诗，是一幅立体的画；是一串跳动的音符，是一曲文化的绝唱；是一道华夏文明的灵光

(2).官窑茶具

“官窑” 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由官府直接营建。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官窑瓷器虽然在宋代瓷器中只占极少数，但是由于其所处地位和具备的优越条件，使它在当时烧造了一批宫庭所需的高档瓷器，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

(3). 哥窑茶具

确切哥窑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黄色，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

  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哥窑是唯一未发现窑址的瓷窑。但在传世瓷器中，却有较多哥窑产品，这些传世产品，器身施有粉青、灰青或米黄色釉，通体开有细小纹片，形制精雅细巧，古朴而又素净。数百年来，人们十分看重这类瓷器，一直为收藏家赏玩的理想佳品，其市场销售甚高，因而，后世屡有仿制和作伪。

    那么，哥窑真品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我们鉴定宋哥窑器，首先应当注意其胎釉、造型等方面。我们通常所说的宋代或元代哥窑器的胎质是一种含铁量很高的瓷胎，胎土色调有黑褐色、茶褐色、黄褐色、青灰色等多种，胎骨较坚细，叩之声音清脆。从釉色来看，有粉青、灰青、米黄等，粉青色是在还原焰中烧成，窑温最高，因而应属最好釉色。灰青釉烧造于中性焰中，米黄色产生于氧化焰中，三种釉色色调的不同主要是窑内气氛的不同所造成，形成了各种有特色的釉调。哥窑瓷釉面都有开片，开片的色调也有多种，有红褐色、茶褐色、黑褐色、淡褐色、棕红色、淡黄色等。开片纹路通常小于官窑器，但也有较大开片。从造型看，哥窑瓷的形制与宋官窑器基本相似，常见有盘、碗、碟、洗、小杯、瓶、炉等。与官窑、汝窑瓷相比，哥窑器的形制、大小基本相类，有的甚至更小。总的说，所烧的产品均为小器，无论是瓶、罐的高度还是盘、碗的口径，通常都在25公分以下。

4. 钧窑茶具

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州市（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5). 定窑茶具

定窑为民窑。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6)建窑茶器

前面说到斗茶，这里不能不说茶盏。宋代盛行斗茶，所用茶具为黑瓷茶具，产于浙江、四川、福建等地，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福建的建窑盏，即著名的“建盏”。

　　建盏中以兔毫盏最为人称道。兔毫盏釉色黑青，盏底有放射状条纹，银光闪现，异常美观。以此盏点茶，黑白相映，易于观察茶面白色泡沫汤花，故名重一时。蔡襄《茶录》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也说：“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黄庭坚的“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即为咏此茶盏的名句。

　　制作建盏，配方独特，窑变后会现出不同的斑纹和色彩。除釉面呈现兔毫条纹的兔毫盏外，还有鹧鸪斑点、珍珠斑点和日曜斑点的茶盏，这些茶盏分别称为鹧鸪盏、油滴盏和日曜盏。它们最适宜斗茶，黑釉油滴盏我不陌生，原来我家就藏有一件这样的古董，乃殷实的祖上所传。束口，深腹，卷足，盏面有诸多均匀的珍珠斑点。这种茶盏，一旦茶汤入盏，能放射出五彩纷呈的点点光芒，为斗茶平添一份情趣。可惜在当年父亲被打成右派，红卫兵抄家时所毁，想来令人痛惜。在茶文化的追忆中，每每念及我家的油滴盏，就似乎看到了古人斗茶的影子在晃动。

    有宋一代，饮茶多用盏，那种敞口小足的茶盏，因为形似斗笠，也就有叫它“斗笠碗”的。据考古材料看来，宋代茶盏分黑釉、酱釉、青釉、青白釉四种，独“黑釉”最为流行。其黑釉茶盏作为“供御”的贡品，也成了全天下都珍视的宝物。

　 上述种种珍异的茶器如此集中于建盏名目之下，说明了建盏在有宋一代的地位尊崇。在所有相关评价中，以宋徽宗《大观茶论》和蔡襄《茶录》等传布最广、评价最高。建盏的地位，是和在“斗茶”、“试茶”中功用巨著相联系的。从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建窑出品的茶盏是国内最优美名贵的茶具。此间，随着中国饮茶法在东南亚的传播，建盏亦很快传到日本和朝鲜。日本考古调查证明，在十二世纪前期的博多遗址中已有建盏出土，此外，在韩国新安海域的沉船中也打捞出建盏。

（三）明清茶具

明清茶具以瓷器茶具和紫砂茶具而引人注目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因团茶的制作劳民伤财在洪武二十四年下诏废除团茶，而采用叶茶进贡。从此，中国的茶具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形成了简单方便、重在享受饮茶天然乐趣的茶具系列。
      明代饮茶方式有两种：一种把条形叶茶放在瓷瓶里加水煎煮，等火候适当即可注入茶杯饮之；第二种是把茶叶放在茶杯中，直接用热水点之，名为撮泡。不管是壶煎还是撮泡，较之前代都简便多了，还原了茶叶的自然天性。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曰：“吾朝所尚（指条形散茶）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备悉，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由于茶叶不再碾末冲点，以前的碾、磨、罗、筅等茶具弃而不用，除茶焙、茶笼、汤瓶、茶瓶（贮茶罐）、茶炉等辅助茶具保留外，唱主角的变成茶壶和茶盏（明清以后多称茶杯）。
 

（1）明清瓷器茶具

  明代的茶盏发生了变化，厚粗的黑釉盏退出了茶具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晶莹如玉的白釉盏。由于茶叶的大量出口及精良的陶瓷烧制技艺，清代的外销瓷茶具数量也相当庞大，这种图案上带有西洋风格的茶具反映了中外交流的文化史，越来越受瓷器爱好者的关注。

  明代饮茶对茶壶更为讲究。紫砂由于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水性，“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而成为壶中主流。特别是明代中晚期涌现出大批制壶名家，颇受文人青睐。除了紫砂，瓷茶壶和锡壶也较为常见，其中制锡大家有赵良璧、归复初、黄元吉等，其壶“模范百出而精雅绝伦一时，高流贵尚之

    清代的饮茶习惯跟明代没什么区别。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茶的产量也进一步增加，饮茶风俗更加普遍。因此清代的茶具更趋向平民化，也呈现出民族性、地区性的差异。不同民族在经过几百年散茶饮用的积累后，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的饮茶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茶俗和茶具。中原汉民族地区的茶具则表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特征。

 清代特别是清早期瓷器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除了沿烧明代的青花、五彩、斗彩、白釉、豆青等各种茶具外，还新创粉彩、珐琅彩、仿生釉等名品，瓷器茶具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一种居家必备的器物。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时期始创的盖碗茶具，开了一代先河，沿用至今从未间断。

  盖碗由盖、碗、托三位一体组合而成。盖碗的作用之一是防尘和凝香，其次是止溢和防烫。品茶时，主客左手持托右手拿盖，轻轻拨开浮在茶汤上的茶叶细啜慢品，充分体现了中华茶文化温雅谦和、从容大方的儒家思想精髓。清代的陶瓷茶叶罐产量也是相当可观，型釉各异、美不胜收。而始见于明万历的茶食拼盆，发展到清代也是丰富多彩，令人叹为观止。

 由于茶叶的大量出口及精良的陶瓷烧制技艺，清代的外销瓷茶具数量也相当庞大，这种图案上带有西洋风格的茶具反映了中外交流的文化史，越来越受瓷器爱好者的关注。

（2）明清紫砂茶具

紫砂系列

紫砂茶具在明代大为流行，嘉靖、万历年间，出现了一位卓越的工艺大师——供春（龚春），供春幼年曾为进士吴颐山的书僮，他天资聪慧，虚心好学，随主人就读于宜兴金沙寺，闲时常帮寺里老和尚抟坯制壶。传说寺院有参天银杏，盘根错节，树瘤多姿，他朝夕观赏，乃模拟树瘤，捏制树瘤壶，造型独特，生动异常。老和尚见了拍案叫绝，便把平生制壶技艺倾囊相授，使他最终成为著名制壶大师。供春之后，相继出现制壶“四大名家”：董翰、赵梁、袁锡、时朋。接着，又出现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大妙手”。清代紫砂名家有陈鸣远、陈曼生、杨彭年、邵大亨、黄玉麟、程寿珍、俞国良等。

紫砂的发源地——江苏宜兴，紫砂茶具是用江苏宜兴、浙江长兴一种陶土，即紫金泥烧制而成的。紫砂茶具受到茶人的钟情，这种茶具质地适合泡茶，造型多变，富含文化品位，被奉为文化艺术品，以至于在古今茶具中别具一格。
 
紫砂茶具有三大特点，就是“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盛暑不易馊。”紫砂茶具耐寒耐热，泡茶无熟汤味，能保真香，且传热缓慢，不易烫手，炖茶也不会爆裂。因此，历史上曾有“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之说。经过历代茶人的不断创新，较好的紫砂茶具，具有三美，即造型美、制作美和功能美，三者兼备方称得上是一件完善之作。
 

　   明清以来紫砂茶壶大兴，名师巧匠，竞献技艺，茶壶艺术更上一层楼。当时最著名者有“四大名家”董翰、赵梁、元畅、时朋和“三大妙手”时大彬、李仲芳、徐友良，作品别具匠心，各树一帜。如龚春的“树瘿壶”，造型新颖精巧，质地薄而坚实，被誉为“胜如金玉”；时大彬，号少山，他制作的紫砂壶，一脱尘俗，小壶风格优雅夺目，流畅活泼。他的僧帽壶，独树一帜，他的“调砂提梁壶”，杂硇砂土，宛如夜空繁星，泛出白点斑斑，壶身上小下大，古朴雄浑；邵大享的“掇只壶”，作品丰美自然，韵致怡人，浑朴庄重，似有一种大将风度……为了把茶具装饰得更美，人们还用篆刻手法把花鸟山水等绘画，正、草、隶、篆等书法和印章，以及飞禽走兽刻印其上。这些书画构图简洁明快，线条流畅，色彩调和清雅，有的还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如郑板桥定制的紫砂提壶上镌刻亲笔所书自吟壶诗，诗曰：“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边品茶、边吟诗，增添雅趣，陶冶性情。壶盖、壶嘴更有文章可做。有的饰以龟、龙、金鸡，有的刻上诗词绘画。

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当时文人仰慕、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都以陈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运事。陈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具制作的先河。回顾历史，纵观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势变化，并未对宜兴陶业发生不良的影响。清代时包括紫砂业在内的整个宜兴陶业在向前发展，一些明代未年起就参加紫砂行业的名工巧匠，也都继续从事他们的创作。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其中陈汉文精工制紫砂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以仿唐代书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亦工雅可观。陈文伯和陈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宜兴荆溪新志）。清末的制壶巧匠和雕刻名手还有邵友廷、黄玉麟、冯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产区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鹅蛋等壶。
　　清未的紫砂雕刻艺人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还有一位邓奎，字符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清代宜兴陶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明清之际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场，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30－40窑的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收来补充陶业的奖金。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帐房先生”管理日常事务，“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货行”（又名“印只行”）和“资货行”（又名“号货行”或“炉头行”）两种，前者经营的品种多，资金足，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后者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正货行”多在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或代客买卖，以获得高额利润和“行佣” ；“次货行”则买空卖空，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
　　清代晚期，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个工种。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各自都有行规，不能随便逾越。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紫砂壶艺之中。这种仿古之风到晚清时更为流行，紫砂名艺人黄玉麟为金石家吴大征专仿古壶便是明显的例证。这类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人的自由创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朴自然的风格。
宜兴紫砂器和宜均器的外销，大约始于明代未年。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的欢迎。明清之际输入日本的紫砂器也很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罗致文物，宜兴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购之列。由于前代留下的紫砂器并不太多，“区区茂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圆叟着《陶雅》）于是在宜兴产区出现了竞相模仿古器之风，工艺水平虽大不如前，但却为紫砂业大国外扩大了市场，当时以销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国较多。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二十世纪初，丁山鲍、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销售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
 

      由于制作水平的提高及紫砂的淘练更加细腻，再加上文人的积极参与，紫砂作为高雅的艺术品，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

      明清时期的茶具，就像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春天，让中华的茶文化锦上添花、绚烂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