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茶具比较（发表于《上饶历史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7年10月版）
——以陆羽《茶经》与蔡襄《茶录》、赵佶《大观茶论》为例
刘朴兵[1]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南安阳，450002）
所谓茶具就是饮茶过程中的各种用具。茶具起源很早，它最早见诸于文字是从西汉王褒的《僮约》开始的，其中有“烹茶尽具”之语，意思是烹茶时要把各种茶具洗净备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文献，多把茶具称为茶器。唐代陆羽的《茶经》把茶叶采制的工具称为茶具，把饮用茶汤的器具称为茶器。宋代以后，人们把制茶、饮茶的器具合称为茶具，但对于具体饮茶的器具，有称为茶器的，也有称为茶具的。对于饮茶的器具，今人大都称为茶具。为了不引起今人的误解，本文所言的茶具是指饮茶的器具。隋唐以前，中国尚未出现专门化的茶具[1]。人们用日常炊具煮茶，用日常饮器饮茶。黄志根先生认为，“隋唐以前酒具和茶具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两者共用的”[2]。从唐代陆羽起，中国开始有了专门化、艺术化的茶具。刘昭瑞先生称：“唐宋时期，人们不仅开始讲究起茶叶本身的形式美和色、香、味、形四者俱佳，也开始讲究茶具的完备、精巧，乃至茶具本身的艺术美，以增加人们的感官享受，达到心地的调适和和谐。”[3]由于饮茶方式的不同，唐宋两代的茶具在总体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本文以陆羽《茶经》和蔡襄《茶录》、赵佶《大观茶论》为例，对唐宋茶具进行一些粗浅的比较，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唐代时期茶具概况
对于唐代茶具，陆羽《茶经》卷中《四之器》记述的最为详尽，这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从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唐代中期茶具的大致状况。下面对陆羽《茶经》中的茶具略加叙述：
风炉：用于生火，多用铜或铁铸成，也有用陶泥烧制而成的，三足，形状犹如古鼎。
灰承：用于承接炉灰，用铁铸成，盘状，三足。
筥：用于盛炭[4]，用竹子或藤编制成的箱，下有底，上有盖，圆柱形，高一尺二寸，直径七寸。
炭挝：用于碎炭，用六棱形的铁棒制成，长一尺，头部尖，中间粗，柄部细，在柄部系一个小作为装饰。也可做成槌形或斧形。
火筴：又名火箸，用于夹取炭火，用铁或熟铜制成，圆而细直，长一尺三寸，顶端平齐，不用装饰。
鍑：生铁制成的锅，用于煮水。铸造时，里面抹泥，外面抹沙。里面抹泥，可以使锅内光滑，容易清洗；外面抹沙，可以使锅底粗糙，容易吸热。锅耳要做成方形，使锅端正。锅边要宽，使伸展开来。外面的锅脐要做得长些，且位于锅的中心部位。这样，锅中的水易于在中心沸腾，投下的茶沫很容易沸扬，最终茶味会醇厚绵长。洪州（今江西南昌）的茶鍑是用瓷制成的，莱州（今山东掖县）的茶鍑是用石制成的。瓷鍑和石鍑都是颇为雅致的器物，但却不够坚实，不耐用。也有用银制作茶鍑的，银鍑非常清洁，但不免过于奢侈。比较而言，还是耐久实用的铁鍑好。
交床：用于支鍑，用十字交叉的木架制成，架上搁有中间挖空的木板。
夹：用于炙茶，用小青竹制成，长一尺二寸。在青竹一头的一寸处要有个竹节，竹节以上剖开，用来夹着茶饼在火上烘烤。小青竹遇火烘烤后，所含有的津液就会渗到所烘烤的茶饼上，茶饼就会增加竹子的清香。也有用精铁或熟铜做成的夹，可以经久耐用。
纸囊：用于贮存经过烘烤过的茶饼，使茶的清香不致散失，用质地白厚的剡藤纸缝制而成[5]。
碾：用于碎茶，由碾槽和碾轮构成，用木制成。桔木做成的为上，其次是梨木、桑木、梧桐木、柘子木做成的。碾槽要做到内圆外方。内圆是指碾槽的槽沟呈中间深两边浅的半圆形，大小要刚好放下一个碾轮，以便于碾轮在其中运行。外方是指碾槽的整个外形，这样可以防止碾槽倾倒。碾轮形如车轮，直径为三寸八分，中心厚一寸，边缘厚半寸。碾轮的中心安装一根车轴，长九寸，中间宽一寸七分。车轴的中间是方形的，两头手握的柄部是圆的。
拂末：用于清扫茶末，用鸟的羽毛制成。
罗：用于筛罗茶末，用粗大的竹子剖开后弯曲成圆形，以纱或绢做罗底。
合：用于盛放筛罗后的茶末，用竹节制成，或用薄杉木板弯曲成圆形，漆好，合直径四寸，高三寸。其中，盖高一寸，底高二寸。
则：用于量茶，用海贝、牡蛎、蛤介之类的壳做成，或用铜、铁、竹子成勺匙形状。则要放在盛茶末的合内。所谓“则”就是衡量多少的标准，一般来说，要煮一升的水，需用一方寸勺匙的茶末。如果喜欢味道较淡的就适量减少茶末；如果喜欢味道较浓的，就适量增加茶末。
水方：用于盛净水，用椆木、槐木、楸木、梓木等制成，内部及外缝要用油漆漆一下，可盛水一斗。
漉水囊：用于滤水，其骨架用生铜制成，熟铜制的容易产生铜绿及污垢，铁制的会产生铁锈，使水带有腥涩味道。居住在山林的人，有用竹、木作骨架的，但不耐用，外出也不便携带，所以用生铜作骨架为好。袋子用青篾丝织成，可以收卷，或用碧色的绢缝制。漉水囊的口径五寸，柄一寸五分。另作一个绿油囊盛放漉水囊。
瓢：又称牺杓，用于取净水，用葫芦剖开制成，或用木头雕制。
竹筴：用于煮茶[6]，以竹、桃木、柳木、蒲葵木、柿心木制成，长一尺，两头用银包裹。
鹾簋：用于盛盐，用瓷制成，圆形，直径四寸，形状像盒子，也有的做成瓶形、小口的坛子形。
揭：用于取盐，用竹子制成，长四寸一分，宽九分。
熟盂：用于盛开水，有的以瓷制成，有的以陶制成，可盛水二升。
碗：用于饮茶，以越州（今浙江绍兴）所产的瓷碗为上品，鼎州（今陕西铜川，一说为今湖南常德）、婺州（今浙江金华）所产的较差；又以岳州（今湖南岳阳）所产的为佳，寿州（今安徽寿县）、洪州（今江西南昌）所产的为差。邢州（今河北邢台）所产的类银类雪的白瓷不如越州所产的类玉类冰的青瓷。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越瓷和岳瓷都是青色，能够增进茶汤的色泽，使茶汤呈浅红之色。邢州瓷色白，使茶汤呈红色；寿州瓷黄，使茶汤呈紫色；洪州瓷褐，使茶汤呈黑色，这些都不适宜盛茶。所以说，越州所产的青瓷碗盛茶最佳。要选用那些容量不超过半升，上口唇不卷边，碗底卷边呈浅弧形的青瓷碗作为茶碗。
畚：用于盛碗，用白蒲草编成，可放十只碗。也有的用竹筥盛碗，衬以双幅的剡纸，裁成方形，也可以放十只碗。
札：即刷子，用于清洗茶器[7]，用茱萸木夹缚棕榈树皮制成，或者截一段竹子，竹管中扎上棕榈树皮，做成大毛笔状。
巾：用于擦拭茶具，用粗绸子制成，长二尺。要做两块，以便交替使用。
具列：用于贮藏和陈列以上全部茶具，用竹或木制成，有床形、架形和柜形等形状。具列长三尺，宽二尺，高六寸。
都篮：用于盛放全部茶具，用竹篾编成。都篮高一尺五寸，长二尺四寸，宽二尺，底宽一尺，高二寸。
以上29种茶具陆羽称之为“二十四器”[8]。这些茶具并不是人们每次烹茶、饮茶时都必须要用的，陆羽认为可以根据饮茶的具体情况加以省略。如在松林间烹茶，石上可以放置茶具，具列就可以不用了；用干柴、锅鼎烧水，风炉、灰承、炭挝、火筴、交床就可以不用了；在泉水或溪涧边烹茶，水方、涤方、漉水囊就可以不用了；品茶的人数在5人以下，茶叶又可加工成精细的粉末，茶罗就可以不用了；在交通不便的山岩上或山洞内烹茶，事先已把茶叶加工成粉末用纸包好或放入盒子里，茶碾和拂末就可以不用了；把瓢、碗、筴、札、熟盂、鹾簋等放在一个筐内，都篮就可以不用了[9]。
陆羽所提出的这些茶具得到了时人的广泛认可，人们纷纷进行制作收藏，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载：“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一套银质鎏金茶具，主要有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10]、系链银火箸、金银丝结条笼子[11]、鎏金镂空鸿雁纹银笼子、鎏金壶门座银茶碾、鎏金仙人驾鹤壶门座银茶罗、鎏金银龟形茶合、摩羯蕾纽三足盐台、鎏金人物画银坛子[12]、鎏金伎乐纹银调达子、鎏金飞鸿纹银匙、琉璃茶碗茶托、秘色瓷茶碗等[13]，这套茶具唐僖宗少年时曾使用过，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封存入法门寺地宫。这是迄今见到的最高级的古代茶具实物，“这套茶具的主要种类，与陆羽《茶经》的记载基本吻合”[14]。
除了陆羽《茶经》中所列的茶具外，唐代的茶具还有茶注和盏托。
茶注又称水注、汤瓶、茶瓶、茶壶、执壶等，它大约在中唐时开始出现[15]。在陕西西安出土的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的随葬品中，有一件“老家茶社瓶” [16]。在唐代茶注的作用有二：一是作为民间流行的“痷茶”的容器[17]；二是作为晚唐开始流起的点茶工具。
茶托为茶盏（碗）的附件，作用是承托茶盏。茶托出现于唐代中后期，唐人李匡乂《资暇录》载：“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楪之央，其杯遂定，即使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称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但茶盏托的出现要早得多，崔宁相蜀在唐德宗建中时（780～783年），而陕西西安大历元年（766年）的曹惠林墓已出土白瓷盏托，足以说明之前已有盏托。唐代之前，中国即有酒盏托。茶盏托当是受酒盏托影响所产生的。不过，“茶学家一般认为，盏托始于唐代。现今出土的众多古代茶具亦表明：还没有出土过比唐代更早的茶具盏托，这也就从一个侧面为盏托的起始年代做了‘注脚’。”[18]
二、宋代时期茶具概况
对于宋代时期的茶具，北宋蔡襄的《茶录》下篇《论茶器》中列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9种；稍后成书的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列有罗、碾、盏、筅、瓶、杓等6种；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列有韦鸿胪（烘茶焙笼）、木侍制（茶槌）、金法槽（茶碾）、石转运（茶磨）、胡员外（茶瓢）、罗枢密（茶罗）、宗从事（茶帚）、司职方（茶巾）、漆雕秘阁（茶托）、陶宝文（茶盏）、汤提点（茶注）、竺副帅（茶筅）等12种。这些文献所记载的茶具代表了宋代茶具的主流。下面对有别于前代的部分宋代茶具略加叙述：
茶焙：用于养茶，其作用是经常给茶加温，它是宋代新出现的茶具[19]。茶焙用竹子编成，上面有盖，中间有隔层。给茶加温时，先用蒻叶把茶封裹起来放入茶焙的上层，在茶焙的下层放置器皿盛放炭火，炭火与茶的距离要在一尺左右，焙内温度要和人体温度相仿。要两三天给茶加温一次[20]。
茶笼：用于储放饼茶或散茶，以蒻叶编制。由于茶性宜蒻叶而怕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所以保存茶时，应该把茶密封起来，放入蒻笼中，挂在高处，注意防潮[21]。对于加工过的茶粉，当时的人们常用漆盒、漆罐、金银罐等进行储藏。
茶钤：用于炙茶，用金属制成。据蔡襄《茶录》下篇载，炙的并非是当年的新茶，而是色香味俱陈的经年老茶。炙的作用在于加热，使陈茶中的茶香散发出来。炙茶时，先把茶饼放入沸水中浸泡，洗净茶饼上的油膏，然后用茶钤夹住茶饼放在小火上烤干。
砧椎：由木制的砧和金属制的椎两部分构成，用于初步碎茶，其作用是把茶饼或茶叶槌碎，槌之前要先把茶用厚纸包裹上，防止碎茶到处飞溅[22]。
茶碾：用于进一步碎茶。用砧椎碎茶，只能把茶饼槌成小碎块或把茶叶槌成小碎片，要想加工成极细的茶末还必须使用茶碾。茶碾用银或熟铁制成，茶碾由槽、轮两部分组成。槽要制得深而峻，这样能使茶末集中于槽底，便于粉碎与收集；轮要制得锐而薄，这样轮在槽中能够操作流畅，运行自如。碾茶时，动作要迅速有力，否则摩擦下来的铁粉会混入茶粉中，使茶粉变色[23]。
茶磨：用于进一步碎茶，作用同茶碾，适于加工较多的茶粉。
汤瓶：用于煮水、点茶，汤瓶多用金属制成，易于加热煮水。据蔡襄的《茶录》下篇讲，汤瓶要小，这样易于把水烧开，同时点茶时比较好把握。而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则提出汤瓶大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汤瓶最关键的部位是瓶嘴，据《大观茶论》所记，“嘴之口差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汤有力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即瓶嘴不能歪斜，要呈抛物线形，瓶嘴与瓶身的接口要大，瓶嘴的出水口要圆小峻削，这样注汤时才能做到力紧而不散，汤液不到处滴洒，破坏茶面的汤花。
茶匙：用于点茶，其作用是击拂茶盏中的茶汤，令茶乳泛起，用金、银、铁等金属制成。至迟到北宋末年时，茶匙被茶筅所取代。
茶筅：用于点茶，用比较厚重的老竹制成，要有一定的分量，便于人们用力点茶。
茶盏：又名茶瓯，用于饮茶。宋代时期的茶盏有黑、酱、青、青白、白五种釉色。宋徽宗之前，人们多用白色茶盏，宋徽宗《大观茶论》指出黑釉茶盏便于衬托白色的茶沫、观察茶色。由于宋徽宗的提倡，黑釉茶盏遂风行一代，受到斗茶者的珍视。黑釉茶盏从釉色上说不上美丽，但到了有才智的制瓷工匠手中，在黑釉釉面上能烧出丰富多彩的装饰，有的呈现出兔毫或圆点等不同形式的结晶，有的釉面色泽变化万千，有的又剔刻出线条流畅的各种纹饰。这些精美的黑釉茶盏为人们所珍视。除颜色外，对盏的要求有二：一是茶盏要稍厚。因为宋代点茶时，要先将茶盏烫热，否则点茶不易成功。而比较厚的茶盏烫过后，保温时间也较长，利于点茶成功[24]；二是茶盏在形制上要做到深腹大口小底，盏壁斜直外撇，以便于茶乳泛起和运筅点茶[25]。
茶托：用于承托茶盏，为茶盏的附件。根据考古发掘，宋代茶托除了瓷、银制品外，还有漆制品。实际上，当时的茶托多为漆器，因为茶盏在点茶之前已经加热，茶末用沸水冲点后，茶盏更烫，茶盏因没有把手，故用茶托以方便拿取，而漆器的隔热性能比金属和瓷器要好，故以漆器作茶托最为合适。但由于漆托不易保存，所以在出土文物中，漆托反而出土较少。不过许多绘画中把茶托画成漆器，如河南白沙2号宋墓墓室东南壁所画的送茶者，端的即是朱红漆托，上放白瓷盏。由于漆托一般为红色，中国古代有举丧不用朱红的传统，因而在宋代时期还形成了居丧不用茶托的习俗，如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九《有丧不举茶托》转引宋景文（祁）《杂记》云：“夏侍中（夏竦，仁宗时大臣）薨于京师，子安期他日至馆中，同舍谒见，举茶托如平日，众颇讶之。”
三、唐宋茶具的异同
唐宋两代都为饼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有学者认为，“从唐至宋，由于茶类没有变化，茶具也没有多少变化”[26]。烹饮饼茶的程序决定了唐宋茶具在种类和使用功能上必然具有很大地相同之处。
就茶具的种类数目而言，唐代陆羽的《茶经》记有29种茶具，而宋代蔡襄的《茶录》记有9种茶具，赵佶的《大观茶论》记有6种茶具，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记有12种茶具。如果单就唐宋茶书所记载的茶具种类来看，宋代茶具的种类要大大少于唐代，然而实际上宋代茶具的种类并不比唐代少。陆羽的《茶经》把风炉、灰承、炭挝、火筴等生火用具，筥、纸囊、水方、滓方、漉水囊、畚、具列、都篮等盛放器具，札、巾等清洁用器统统加以记述。陆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唐代中期）的饮茶之风方盛，人们烹茶、饮茶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对于究竟采用哪种方式为最佳人们的意见并不统一，对于烹茶、饮茶到底需要哪些茶具唐人也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茶经》为唐人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烹饮方式，并把烹饮过程中所可能使用的器具全部列出，体现了陆羽为统一、规范当时茶具所作出的努力。至宋代时，由于饮茶之风的普及，多数人已非常清楚烹饮的程序及所要使用的器具。对于烹饮所需的多数生火用具、盛放器具、清洁用具等，宋代的茶书多加省略，其原因一是这些器具不仅仅用于烹茶饮茶，它们本身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司空见惯之物，二是这些器具在形制与功能上与唐代相比并无多大变化。所以，宋人觉得没有必要对之进行描述解释。宋代茶书记述的重点，转向了那些仅仅用于烹茶、饮茶的器具或与唐代不同的那些茶具上。宋代茶书中没有记述当时的生火、盛放、清洁等器具，并不代表烹茶时不使用它们。事实上，离开了这些器具，人们就无法进行烹茶、饮茶。
除了生火、盛放、清洁等器具之外，对照唐、宋两代茶书的记载，人们可以发现，唐宋时期还有相当一部分茶具在形制和功能上并无太大的变化，如碎茶用的碾、罗，储茶粉用的合，饮茶用的盏等。如果加上唐代后期出现的茶注与茶托的话，唐宋茶具的共同性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唐宋茶具之所以具有如此多的共性，其原因在于唐宋两代同属于饼茶流行的末茶法时代，烹茶、饮茶程序和方式的相似性决定了唐宋茶具的共同性。从总的情况来看，宋代茶具与唐代相比并无出现根本性的变革。
虽然如此，由于烹茶方式、饮茶习俗、审美观等诸因素的变化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唐宋时期的茶具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唐宋烹茶方式、饮茶习俗的差异导致了部分茶具类型的变化。如唐代流行煮茶法，故用到煮茶的鍑、环击汤心的竹筴、盛开水的熟盂、支撑鍑的交床等茶具。宋代时，点茶法取代了煮茶法，茶注遂取代了鍑，新出现了点茶用的茶匙、茶筅，而交床、熟盂等唐代茶具则由于无用武之地，自然消失。又如，唐人饮茶多有添加姜、盐等佐料的习俗，陆羽虽反对往茶汤中乱加佐料，但也主张在水一沸时加入适量的食盐以调味。而宋人则崇尚茶的本味，社会上层点茶时基本是不加调料的。苏轼《东坡志林》卷十载：“唐人煎茶用姜盐，……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辄大笑之。”所以，唐代盛盐用的鹾簋和取盐用的揭在宋代则消失于茶具之列。
第二，人们审美观的变化、饮茶品茗的艺术化和斗茶的兴起，使茶具的样式、颜色等发生了变化，向更有利于茶具发挥最佳功能的方向发展。如茶盏，唐代对茶盏样式的要求比较简单，只要容量不超过半升，上口唇不卷边，底卷边呈浅弧形即可；就颜色而言，唐代茶汤的颜色呈浅黄色[27]，陆羽在《茶经》中提出青瓷盏能够增进茶汤的色泽，越州的青瓷做茶盏最佳。宋代时，人们对茶盏的样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前所述，既要求壁厚，又要求呈深腹、斜腹壁和敞口状，以利于点茶；就茶盏颜色而言，因为宋代的茶汤以白为贵，而南方建窑的黑釉茶盏与白色的茶沫相衬更为鲜明，便于观察茶色，因而倍受宋人青睐。又如，晚唐时期出现点茶的尚不成熟，人们对点茶所用茶注的要求也不甚高。唐代的茶注多半呈大盘口、短颈、鼓腹，注嘴较短，显得古朴；而宋代时期点茶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为了保证点茶成功，宋人对茶注的要求甚高。如前文所言，仅对注嘴的要求就要做到不歪斜，呈抛物线形，瓶嘴与瓶身的接口要大，瓶嘴的出水口要圆小峻削。所以，宋代的不少茶注呈小口、修身状，注嘴较长。南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中画出的“汤提点”就呈修身长流、流尾峻削状。南宋刘松年的《茗园赌市图》中的茶注之流更为细长[28]。再如，北宋时的茶托比唐朝的要精细多姿，托口突起，远远高出下面的托盘，有些茶托本身就象一个盘子上又加了一只小碗。茶托的托沿多作莲瓣形，托底中凹。
第三，与唐代相比较，宋代的茶具选料更为考究，综合考虑到原料属性与茶性是否相配、原料属性能否最佳发挥茶具的功能等。如茶碾，据陆羽的《茶经》记载，唐代的茶碾多为木质，而宋代的茶碾则呈现质地多样的特色，有金碾、银碾、铜碾、铁碾、石碾等，但人们已经认识到黄金过软，铜易生锈，作茶碾都不合适，只有银和熟铁做茶碾最佳[29]；又如宋人已经认识到茶性宜蒻叶而畏香药[30]，所以养茶的茶焙和储茶的茶笼皆用蒻叶编制而成，相比较而言，唐代具有近似功能的“育”则有竹、木、纸为制作原料。
综上所述，唐宋茶具在种类和使用功能上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与唐代茶具相比，宋代茶具更为精细化、艺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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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朴兵(1972—)，男，河南西华人，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饮食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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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有学者认为，茶具的出现“至迟始于汉代”，“但茶具在民间的普遍使用，以及成套使用茶具的确立，还是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参见姚国坤、胡小军：《中国古代茶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 黄志根主编：《中华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姚国坤、胡小军亦认为：“我国在隋唐以前，汉代以后，尽管已有出土的专用茶具出现，但食具和包括茶具、酒具在内的饮具之间，区分也并不十分严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者是共用的。这种情况，以后一直被沿用下来。”参见姚国坤、胡小军：《中国古代茶具》，第5页。
[3] 刘昭瑞：《中国古代饮茶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二版，第43页。
[4] 筥是陆羽《茶经》中少数没有明确说明用途的茶具，不少学者认为筥是用于装炭的。参见刘修明：《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5页；姚国坤、胡小军编著：《中国古代茶具》，第10页；王国安、要英：《茶与中国文化》，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但王玲先生认为：筥“以竹丝编织，方形，用于采茶。……这是由于古人常自采自制自食而特意设置。”参见王玲：《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102页。王先生的这一结论似有不妥，因为在陆羽《茶经》中，筥出现在风炉、灰承之后，炭挝之前。筥在《茶经》中出现的这一位置似乎已经言明筥是用于装炭的。
[5] 剡藤纸，浙江嵊县剡溪以藤为原料制成的纸。
[6] 在《茶经》卷中《四之器》中，陆羽并没有明确说明竹筴的用途，但卷下《五之煮》中载：“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筴环激汤心，则量末当中心而下。”可知竹筴用于煮茶。
[7] 在《茶经》卷中《四之器》中，陆羽并没有明确说明札的用途。有些学者先生认为，札的作用是调茶。参见刘修明：《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第67页；姚国坤、胡小军编著：《中国古代茶具》，第14页。多数学者认为，札用于清洗茶具。参见庄晚芳编著：《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王玲：《中国茶文化》，第103页；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三，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王国安、要英：《茶与中国文化》，第110页；郭孟良：《中国茶典》，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版，第22页。从札出现的位置看，札的作用应是清洗茶具。
[8] 参见陆羽：《茶经》卷下《九之略》。《茶经》卷中《四之器》对各种茶具共分25条进行叙述，其中，一条之内记有两条茶具的有4条，即风炉与灰承、罗与合、碾与拂末，鹾簋与揭合记为1条。由于陆羽自己称“二十四器”，不少学者遂认为，风炉与灰承、罗与合、碾与拂末、鹾簋与揭，各合为一器，或后者是前者的附件，最后一条所记的都篮不应计入24器之内。参见郭孟良：《中国茶典》，第52页；刘昭瑞：《中国古代饮茶艺术》，第43-44页。窃以为这种解释比较符合陆氏的原意。王玲先生所言的24器是去掉炙茶用的夹，增加都篮。参见王玲：《中国茶文化》，第102-103页。窃以为王玲先生的这种说法不妥。一些学者认为共有28种茶具，是把罗、合二器合并。参见刘修明：《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第65-68页；姚国坤、胡小军编著：《中国古代茶具》，第9-15页；罗文华：《趣谈中国茶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三，第387页；徐晓村主编：《中国茶文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另外，庄晚芳先生认为陆羽《茶经》中所列茶具共有30种，除本文所列的29种之外，增加了清洗用具“低帕”。参见庄晚芳编著：《中国茶史散论》，第146页。按，陆羽《茶经》卷中《四之器》并无“低帕”的记载，但在介绍“畚”时，称“或用筥，其纸帕以剡纸夹缝，令方，亦十之也。”疑“低帕”为“纸帕”之误。陈香白先生则认为，共有31种茶器，除增加纸帕外，还增加了盛放漉水囊的绿油囊。参见陈香白：《中国茶文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3页。
[9] 陆羽：《茶经》卷下《九之略》。
[10] 有人认为，此器不是煮茶的风炉，而是慢烘干燥茶饼用的“茶育”（燥茶炉），即宋代以后的“茶培”。参见刘修明：《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第70-71页。
[11] 有学者认为，此器“供炙饼茶用”，参见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三，第393页。也有学者认为，此器可能是炙茶的工具，但“是否确系唐代茶具，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参见刘修明：《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第71页。
[12] 用于贮放享茶用的其他调料。
[13] 唐代越窑的青瓷极品有秘色瓷之称。因烧制方法为宫廷控制，民间不得而知，故称秘色。
[14] 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三，第393页。
[15] 姚国坤、胡小军编著：《中国古代茶具》，第114页。另，有学者认为古代最早的茶壶是晋代的，样式是“鸡头流子”式，唐代则流行形式短小的“茶注”式。参见王国安、要英：《茶与中国文化》，第110页。
[16] 该瓶瓶底墨书“老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字样，明确指出该瓶为茶瓶。“老家茶社”当为茶店字号，茶社类似现今的茶馆；“七月一日买”，指的是购茶的日子；“壹”似是将购置的茶瓶，依次作出的编号。参见姚国坤、胡小军编著：《中国古代茶具》，第115页。
[17] 徐海荣：《中国饮食史》卷三，第393页。
[18] 姚国坤、胡小军编著：《中国古代茶具》，第112-113页。有学者认为，在江西出土的晋朝文物中已有茶托了。参见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第151页；王国安、要英：《茶与中国文化》，第111页。
[19] 宋代茶焙的前身应是唐代复烘饼茶用的“育”，陆羽《茶经》卷上《二之具》载：“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隔，上有覆，下有床，旁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贮煻煨火，令煴煴然。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宋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茶“喜温燥而忌湿冷”的性质。参见蔡襄：《茶录》上篇。所以，宋人很重视茶的贮放，把唐代仅限于江南梅雨季节的饼茶复烘技术推而广之，使之成为贮茶的经常行为。这样，唐代复烘饼茶用的“育”慢慢转变为用于养茶的茶焙。
[20] 蔡襄：《茶录》下篇。
[21] 蔡襄：《茶录》下篇。
[22] 蔡襄：《茶录》下篇。
[23] 赵佶：《大观茶论》。
[24] 蔡襄：《茶录》下篇载：“凡欲点茶，先须熁盏令热，冷则茶不浮”，“其坯微厚，熁之久难冷，最为要用”。
[25] 赵佶：《大观茶论》载：“（盏）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茶宜立而易于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
[26] 刘修明：《中国古代的饮茶与茶馆》，第72页。
[27] 陆羽：《茶经》卷下《五之饮》载：“其（茶汤）色，缃也。”
[28] 唐代以后的茶注并非都是短流的，河北宣化辽代张世卿墓所出土的黄釉茶注和山东费县出土的金代茶具雕砖上茶注的流都很短。参见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4期（1982年）。窃以为，长流茶注因便于点茶与斗茶，在社会上层中更为流行，这也是文献和传世绘画作品中，茶注皆为长流茶注的原因。
[29] 蔡襄：《茶录》下篇载“茶碾以银或铁为之。黄金性柔，铜及石皆生，不及用。”赵佶：《大观茶论》载：“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生铁者非淘拣捶磨所成，间有黑屑藏于隙穴，害茶之色尤甚。”郭孟良先生认为，石即黄铜。参见郭孟良：《中国茶典》，第65页。
[30] 蔡襄：《茶录》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