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之际，拜读何林福、李翠娥夫妇合著《永远的屈原——屈原与屈子祠》（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下称《屈原与屈子祠》）。掩卷之余，不免感慨系之。何先生夫妇沉醉于本土历史地理，似萧伯纳般对“家乡邮票大的地方”笔耕不辍，眼中湖山化作笔底风云，巴陵山川形胜、历史人文，尽被演绎得栩栩如生。方家以为值得赞赏，似敝人者，当然推崇有加。

    屈原乃是早有定论的世界文化名人。敢于立“书为屈原传千古”之意，著书立说臧否屈原，决非等闲之辈。何林福夫妇，是治地理学的，老牌大学生，专业学成，分别供职于大学和党政机关，行过万里，读破万卷，李先生有专家教授的功底，何先生具行政官员的严谨，夫妻合璧，做起学问来堪称绝配。所以，他们二人应该是具备了写写三闾大夫的资格的。

    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西方人克里克也作过如是观：“倘若一个地理学家不能像风景画家或诗人一样掌握地区美的特征，他描写的东西就缺乏真正的内容和美的修饰”。正因为历史地理著作往往容易流于纯粹的写实描述而沦为枯燥乏味的理学论文，所以，本埠文人，大都不愿触及此类题材。即便有之，佳构亦不多见。何氏夫妇埋首故纸堆中考证出的《屈原与屈子祠》，洋洋近20万字辅以150幅图片，屈子情怀，汨江风景，情景交融，庶几臻于化境。书的装帧精美大气，书名题签出自海上名家，质朴老辣。捧读此书，人文景物、地理知识、史学思想，跃然纸上。看官所见，并非完全是司马迁的屈原，亦是何林福的屈原。《屈原与屈子祠》一书文献考证辅以实地考察，屈原的家世、生平、时代背景、殒命悲剧，便有了较之他说更加清晰的脉络。敝人喜欢这部书的文字。尤其喜欢里面图文并茂的地理描述：藏骚阁、落卷坡、笔架山、沉沙港、晒尸墩、招屈亭、女媭祠、凤凰山、钓鱼台、琴棋望。这些名词，都是负载着历史的厚重，浸染了浓厚的悲情色彩的。凡人渺小，生命无常，屈子遗迹一入眼帘，顽石亦当为之所动。这样的地名常常让人陷入沉思。

    说屈原，最容易使人想到的是他的怀沙自沉。对此，《屈原与屈子祠》，似乎还是沿袭了前人的说法：楚怀王昏聩无能，屈原报国无门，忧愤投江。屈子怀沙，忠心报国，早已盖棺定论，赞誉有加。然而，对这种古已有之的定论，社会大众乃至学术界近来纷纷在做“重新考证”。据传，昔日某要员视察屈子祠，便曾私与随侍探讨过这个问题。网上关于其死，更有多种说法。学术界某公的“一家之言”甚至认为，屈原并未投江，而是死后实施的“船葬”。屈原该委曲求全还是该壮烈殉国，似乎又成了一桩历史公案。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置身“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乱世，应该如何保全生命？值得探究。众所皆知的结局是，屈子怀沙，人亡政息。屈原的理想抱负尽随江水而去，楚国也没有因为其怀沙自沉而多加延续。假若屈原按照封建时代固有的君臣父子伦理纲常，亲君子远小人，以平和之心提提合理化建议，纳则纳矣，不听便罢。结局不知会是如何？其改革抱负会不会得到更好的施展？历史不可以重演，结局永远不得而知。对于学术界及非学术界有关屈原的种种研究和争论，何林福应该是了然于胸的。之所以不介绍“非主流”的评价，我想，是因为其身份的关系。他只能取最正统的说法，丝毫也不能游离于正统之外。毕竟，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学者，著书只是他的副业。即便如此，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今时代，似何氏夫妇般的“体制中人”，大抵都是灯红酒绿应接不暇，有此红袖添香夜著书雅兴的，还有几人？

    何林福沉醉于岳阳历史地理。其学贵有恒的治学精神值得赞赏。他不仅写屈原，还写岳阳楼、写君山、写洞庭湖、写张谷英。江南名楼、大湖气象、古村人文、名山风韵，尽在其笔端涌动。他与其他著述者有着不同的视角。如同《屈原与屈子祠》一样，何林福的书，具有集通俗、高雅之大成的阅读价值和学术价值。其著述不仅从文学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审美愉悦，也是对岳阳历史地理的一种权威解读。其写作，不仅是一种表述，更是严谨的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