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根
    大伯姓周，住白洋坡；父亲本姓周，比大伯小十二岁。父亲满十六岁那年，过继给其三舅父做崽，改姓刘，住老周垅。
    说春的习俗，流传很久。据大伯讲，从周朝开始，就有人说春。每到春节前后，劝农官总要委派周吴二姓当中既懂历法、又有口才的老农，挨家挨户送历书，说春事。
    大伯的长相不敢恭维，书读得也不多，但记性好，口才出众。因了这个缘故，小他十三岁的大伯母，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从毗邻黄沙街的佟家铺，下嫁到人平不过八分田地的白洋坡。
    大伯学说春所跟的师傅，是他的本家叔叔，时人称茂才先生。茂才先生会打三棒鼓，会唱花鼓戏，二胡拉得悠扬婉转；更为难得的是，自己能准确算出每年二十四节气的月份、日期和时辰，由他设计制作的历书更是通俗易懂，简便实用，深受乡人欢迎。
    大伯与大伯母相好，缘于大伯学说春。那年腊月，大伯换上长衫，敲着鼓，跟茂才先生游走于各村各户开始说春。茂才先生功底厚实，舍得传艺；大伯人聪明，又好学，不到三天，一部皇历倒背如流。大伯说春时，不仅嗓子好，还能出口成章。到了大伯母所在的佟家铺，茂才先生干脆让大伯做起说春的主角、自己充当敲鼓的配角来。那时候，乡人大多不识字，历书看不懂，但祈望年成好的愿望非常强烈。佟家铺是个大屋场，屋场里的人见说春的主角换成了年轻人，纷纷围拢来看热闹。大伯说春的内容十分丰富，说天，说地，说人，说牛，说二十四节气，说风调雨顺，说六畜兴旺，说五谷丰登。大伯说得兴浓，四言八句，随口而出，赢得阵阵喝彩。屋场中也有人想难倒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随意指点一个物件叫大伯吟唱。但不管别人指点什么，大伯总能唱出一套合辙押韵的掌故来，百难不倒。当屋场里的人将一碗碗大米（说春所得的报酬）送给大伯时，挤在人群中看热闹的大伯母怦然心动。当晚，大伯与大伯母订下终身。
    大伯母嫁到白洋坡不久，先是“五风”，后是破“四旧”，说春这一传统农耕文化，被归于迷信之列，自被禁止。茂才先生担心说春的技艺在周家失传，悄悄地教大伯算二十四节气，印春条，印历书，还教大伯拉二胡。父亲知道这件事后，说茂才先生是劳空神，说大伯是做无用功。但大伯母支持。
    大伯说春的技艺到底还是派上了用场。从茂才先生去世的第二年开始，农村政策实行大调整，“割尾巴”不提了，田地先是到组，后是到户。乡人种田积极性高涨起来。那年秋收一过，大伯母就催大伯准备说春。大伯母说，“多印些春条，字要大些，种田人好看”。那一年，大伯的满弟、我的满叔还在世。腊月一到，大伯带上历书，带上春条，带上二胡，带着我的满叔，满心欢喜地游走在远乡近邻。伴随着欢快的鼓点、悠扬的琴声,大伯把说春变成了唱春。年近花甲的大伯，嗓音还是那么清亮，反应还是那么敏捷。说春的内容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更加紧跟形势，更加贴近农村、农业和农民。于是，大伯说春在传播农耕文化、使乡人开心之余，自己也获得了丰厚的精神和物质的回报。
    大伯停止说春不到十年。那一年，我可怜的满叔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大伯说春失去贴心的伴当。“打工潮”的涌现，把更多的青壮乡人裹进城市，乡人农耕所得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愈走愈低；乡人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和科学种田技术的日新月异，让乡人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依赖性变得愈来愈小。大伯说春走到了尽头。
    近十年回老家，很少有人提起大伯说春。只是每到春节前夕，总有一些不识字或念书较少的老农要问问大伯：“明年年景如何？几龙治水？几牛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