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二十几年前就应该写。一直拖到今天才写，我实在找不出多少理由来，但事实上直到现在才写。我想这篇文章应该在岳阳首发，因为是发生在岳阳的事情。

    一九八三年五月，我的一篇叫做《那山 那人 那狗》的小说，有幸获得了当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赴京领奖是悄悄地走的，当时我所在的县里以及乡亲们，并不以为这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领奖回来时我在岳阳下的火车。下火车已是下午五点多了，我顺便到东茅岭汽车站买了一张第二天清早回平江县城的车票，准备到市文联我舅舅家住一宿，那样可以省去一夜的房费。

    黄昏的时候，在我舅舅住的岳阳地区文化局的院子里，碰到了文化局长欧阳世航先生，他看到我后问：“你是不是从北京回来？”我说是的。他又问：“是不是去领奖？”我答是的。他当着一个局长，是要看报纸听广播的，他会晓得颁奖这事，那时候文学很火爆，颁奖消息会登上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小报的头版。他又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家？”我说明天清早。这时他一点也没有犹豫地说：“你赶紧去退票，明天我们要给你开个庆功会。”

    第二天上午，欧阳世航局长紧急布置通知文化局下属各单位的全体人员到文化局开会，给我庆功。他让我报告了北京授奖的过程；他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奖了我两百块钱──北京的奖金是三百块。接过欧阳先生递给我的两百块，我觉得比北京的三百块更有分量，更具温情。

    现在想来，欧阳世航先生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要现场决策临时给我召开这么一个庆功会。当时我还在平江工作，可以说还算不得是他的部下；其次，他们文化局的工作职能范围中，还没有文学创作这一项；再说，我事先也没有向他报告；第四，我与他也不过是点头之交。但欧阳世航先生无需任何理由也要给我颁奖鼓励。他是远远超出了职责范围之外的内心高兴；他还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全国文学奖在岳阳“零”的突破，他相信他这样做会有激励作用；既然这个荣誉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了，他就不忍心看到一个得奖作家冷冰冰地来去悄悄……

    现在时代进步了，钱也多了，各种奖励越来越多、颁奖的仪式越来越隆重，但我总感到欧阳先生当年奖给我的两百块，更珍贵更值钱。因为只我知道：像他这样的因别人写出了好作品而真诚高兴的文化官员，反而越来越少了──这是我要将这篇文章等到今天来写的主要原因。当经过漫长时间的沉淀之后，一个文化官员的职业操守和政治敏锐，至今还熠熠生辉、温暖人心，便值得一写了。还有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是在我离开岳阳十多年、在欧阳先生退休十多年后来写，可能会脱尽尘俗，没有了“牛皮”和“吹捧”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