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7年，我和妻子都从汨罗调到了君山工作。那年冬天比较冷，幼儿园的寒假放得也比往年早。三岁的女儿一放假，我就把她送往汨罗乡下的母亲家。送女儿到乡下时，母亲叮嘱我说：“今年是你祖母去世的头年，你们两口子一定要回家过年啊！”

    腊月二十四的团拜会一结束，我们单位上的员工基本上是可回家过年了。只是妻子所在单位不同，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是没有假期的。妻子先是向领导请假，后又央同事换班，费了几番周折，才将回汨罗老家的时间定了下来。

    回汨罗老家的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八。不料，从腊月二十五起，就冰雪不断，地冻天寒。山坡、田野、村庄，处处都是皑皑白雪，东洞庭湖虽说没有封冻，但从君山区到岳阳楼区的北门渡口已严禁汽渡、轮渡通航。

    我和妻子回家心切，腊月二十八天一粉亮，我们就出了单位门。这时,没有下雪,但天上还有一团一团的雪云；风停了，气温很低。我们每人吃力地背着一个大行囊，沿君山大道去挂口寻找出租车。七找八找，直到上午九点多才找到一辆面的。车主答应将我们送到渡口，但要价比平时高出五倍。不过，我们还是感到很开心。车子发动很慢，上路后还熄了好几次火。当车子磨磨蹭蹭开到河西渡口时，已是下午一点多。

    河西渡口的车堵得特别厉害。从船码头到我们下车的地方，滞留着各式大小车辆，有的轮胎上还裹着履带，一路挨挨挤挤，怕有二三里远。更为糟糕的是，弥漫在东洞庭湖一带的云雾不但没有散去，天色反而更加阴沉起来。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和妻子冒着严寒，踏着积雪，向着河西渡口的船码头，在车与车的间隙中艰难前行。

    出乎意料的是，一到船码头，我们竟然找到一条愿意穿云破雾、载人过渡的机帆船。船老大约五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但说话的声音洪亮。他嚷嚷着说：“要下雪了，快上船，趁冒刮风，我送你们过河！”妻子嘀咕道：“雾大、船小，人又多，怕有危险吧？”船老大耳灵，对我们毫不客气：“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怕危险就莫搭船！”话音一落，船老大摇发了船上的柴油机。我和妻子别无选择，只得听天由命地上了船。

    尽管船老大技术好、有经验，但毕竟洞庭湖上的能见度太差。船行大约半个小时后，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了堤岸。大家以为快要到岸了，正在庆幸之时，有人却说这是西岸，这时,乘客们开始松弛的神经又紧张起来。好在船老大还比较镇静，他一边将船掉头，一边对我们说：“大家不要慌，只要方向找准了，过河会更快”。于是，我们乘坐的机帆船再一次向东岸进发。

    这次行船的方向没有搞反，但偏得甚远。靠岸一看，我们发现船只快到城陵矶了，离平常停泊的北门渡口相距十多里。值得欣慰的是，满船人和行李都还安然无恙。乘客们如数给付了船钱，虽是高价，但也满心欢喜。

    在城陵矶到洞庭路的大堤上，我们拦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讲明送汨罗,还开出很高的价钱。司机说，你给多少钱都没用，雪太厚，又开始下雪了，路实在难走。我说，你别管，你只管开车，开到不能开为止。司机说，那你们不是扔在半路上了？妻子说，没事，剩下那段路，我们自己走回去。

    我们乘坐的出租车终于上了通向汨罗的国道。这时，起风了，雪也越下越大，一个劲地往大地上铺。白茫茫的雪花不断飘在车子的前玻璃窗上，雨刷费力地把落在上面的雪花推开。由于天色太暗，司机干脆亮起了车前大灯。我们的车子在无痕的雪地上慢慢向前行进着。

    出租车开到汨罗境内一个叫新塘铺的地方，再也无法向前开动。新塘铺离我的老家还有6华里。此时，天色已晚，没有月光和星星，但地上却是一片亮色。路边的村子很静，零星的几窗灯光，如同几块铺展开的黄绸，在村道的雪上闪烁。我们背起更加沉重的行囊，顶风冒雪，在村道上一步一步向前移。没过多久，两人的里衣汗了个透湿，鞋子里塞满了冰雪。

    回到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喝着母亲熬的姜汤，看着熟睡中女儿那红扑扑的脸蛋，心中只觉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