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主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傅广典在房县考察诗经文化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记者的采访，提出了神农架是“中华诗山”的观点——

　　神农架孕育中国诗文化

　　傅广典先生在房县提出神农架是“中华诗山”这一观点，是在他深入考察和研究了诗经文化以后提出的，也是他根据神农架的地缘因素和我国诗歌前后传承因素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其囊括的范围古今有别。现在所说的神农架主要指我国惟一一个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神农架林区管辖的范围，它东与保康县接壤逼近襄阳，西与巫山县毗邻直抵重庆，南依兴山、巴东二县濒临三峡，北倚房县、竹山二县。而在历史上，保康县和神农架林区都是房县的辖区。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朝廷设郧阳抚治管辖整个汉江、大宁河和部分清江流域后，在房县马良坪设保康县衙，保康县即从房县析出。1970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置神农架林区，政府设在房县松柏镇，将房县、兴山、巴东的24个公社和2个药材场、1个农场划为神农架林区的范围。

　　自古以来，神农架就有“神农老巢”、“华中第一峰”、 “华中屋脊”、“物种基因库”、“天然动物园”、“绿色宝库”之称，被称作“中华诗山”还是第一次。但仔细体味傅广典先生阐述的理由，还真让人不得不佩服。傅先生提“中华诗山”的理由有三。

　　一是神农架北麓的房县乃至整个汉江流域都是西周的采风地，出有尹吉甫这样的大政治家、大诗人，而且诗经文化现在还在房县传承，并在竹山、竹溪等地很有影响力。

　　二是诗经文化不是陡然出现的，它起自于民间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源自原始社会的口传文学。古时虽然没有文字，但文学早已存在，古人在劳动之余，把自己的感受、感慨哼唱出来。一人始唱，大家随和，一传十，十传百，辗转相传，在相传的过程中加以润色和增减，集腋成裘，文学就以这样的口头形式代代相传。在神农架发现的《黑暗传》就是这样的口传文学，而且到目前为止还传唱在民间。

　　三是发源于神农架南麓的骚体文化是诗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骚体文化在被文人整理后成为《楚辞》，其代表人物是屈原，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离骚》是民间口传骚体文学的文字文学结晶，形成于《诗经》结集500年之后。民间口传的骚体文化至今依然在兴山县、秭归县、荆州一带流传，荆州马山民歌就是它的一个典型代表。

　　傅广典认为，《黑暗传》、《诗经》、《离骚》都发源于神农架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其背后支撑着的民间文学力量不可忽视小觑，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讨。在文字形成以前，文学作品都是由记忆保存的，任何人都可以欣赏，都可以凭记忆吟唱，可以上承下传，可以增减发挥，但增减发挥要受到社会风俗习惯的影响。神农架为什么能够把口传文学保存至今？为什么会受到古代官府的重视？为什么就成为了我国诗歌的源头？

　　自有文字以后，文学作品就不纯由记忆保存，也不纯由口诵流传。这看起来是一种进步，可以把文学的影响力扩充得更久更远，但这样的进步同时也是一种厄运，文学被分化为文字文学与口传文学。在文字形成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被少数统治者所掌握，并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文字文学就逐渐与全民众疏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口传文学并没有因为文字文学而消失，而是一直在民间蓬勃发展，只不过为一些文人所不齿而已。

　　文字文学既与全民众疏远，就不可能表现全民众的精神和意识，也不可能从全民众中吸收力量和养分，就不免僵化，统治者就更不能从中接收到民意。因此，古代的统治者要把握民意，就不得不派人到民间采风，从民间歌谣中窥探民风国运。3000多年前成书的《周易》中就有产生于商代的民间谣谚。《诗经》在2500多年前成书，其中的《国风》大部分和《小雅》的小部分，就是周初到春秋中期从民间采集的民歌。神农架一带是两周的重要采风地之一。

　　到春秋时，采风已经上升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也被历朝历代所传承。古代考察一个国家的国运，必先体味这个国家的音乐，从中能够洞察这个国家的国运昌衰。《礼记·乐记》上说：“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隋代王通在《中说·问易》里说：“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呜呼，斯则久矣，《诗》可以不续乎？”

　　神农架一带相对封闭，风俗自成一体，民风淳朴敦厚，是能够大量产生口传文学并较好保存的一个重要原因。朝廷的采风政策一方面对神农架口传文学是一种鼓励，一方面又升华了神农架的口传文学，是神农架成为“中华诗山”的最主要原因。

　　神农架与《黑暗传》

　　“金鼓一响莫消停，我把歌师尊一声，请教先天啥情形？”

　　“歌师发问讲先天，先天只有一团气，黑里咕咚漫无边。有位老祖名黑暗，大事小事他统管。黑暗老祖无双亲，无影无形无脸面，伸手不能见五指，古里古怪掌江山。”

　　《黑暗传》就是这样用一问一答的盘歌形式保存在了神农架。其实《黑暗传》在原郧阳地区各地均流传广泛，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神农架以外的地方停止流传过一个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再恢复时就变得断断续续不够完整了。

　　《黑暗传》之所以能够在神农架得以完整保存，缘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相对封闭，受外界冲击较小，外来文化没有对这里造成太大的影响，所有大的政治运动和文化风暴到这里后就成为了强弩之末，所以，古老的、传统的民间口传文学能够以固有的特色保留下来。

　　《黑暗传》能够代代流传，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它与重要的民间活动相结合。人都有生老病死，死人就有丧葬文化，有丧葬文化就有待尸活动，待尸活动的最主要内容是打待尸锣鼓和唱待尸歌。《黑暗传》就是待尸歌的一种，内容自古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唱到如今。按习俗，办丧事一般要打三夜的待尸锣鼓，还要请歌手来唱三个通宵。那些没有被请的歌手也会不请自来，名为助唱，实为挑战。他们各献唱艺，不断翻新着歌词，试图压倒对方。如果一方自感技不如人，就会自动退场，从此主人家所在的一方土地就成为了胜利方的势力范围。在待尸歌里，歌手们拼比的内容主要是歌词，看所唱歌词的内容符不符合史实和生活实际，在唱的过程中会不会出错，有没有新颖内容，气势是否能压倒对方等。为了生存，歌手们平日会拼命提高自己的技艺，特别是在琢磨歌词上下苦功夫，不仅要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还要不断在歌词里添加经得起推敲的内容，更要使自己机敏过人，能够对答如流。这个“舌战群儒”的过程，就是《黑暗传》等口传文学产生的土壤之一，也是《黑暗传》传承的自然环境。

　　《黑暗传》的内容有许多个版本。这些版本有基本字词和语法上的区别，也有歌词内容年代长短的不同。这些不同是因为歌手发挥不同，或者流传地域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其实，这样的局面恰好是符合民间口传文学基本特征的。尽管版本多样，但《黑暗传》所述的基本历史顺序和人物却出奇一致。这说明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管歌手如何翻新歌词，但绝不能离开人们的基本认可，都要承认中华民族的《先天》、《后天》、《泡天》、《治世》四个历史阶段，必须按黑暗、混沌、开天、生物、创人、洪荒、再创，至三皇五帝再到如今治世的历史顺序。

　　《黑暗传》的精华是史前部分，因为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文字。也正因为如此，《黑暗传》的内容就给现在的人们留下了疑问的空间。歌词里的内容真的都是从远古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吗？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的真实？虚构的神话是怎样想象出来的？想象这些神话的人们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处在怎样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氛围里？这些疑问，正是《黑暗传》的魅力所在，更是“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房陵尹吉甫与《诗经》

　　房县古称房陵，是西周太师尹吉甫的食邑之地。在房县东南，有一条青峰山脉，其上有尹家山，山上有一个三进院落的宝堂寺，由于年代久远，寺毁屋倒，只留残痕。寺后现存有一石窟，是尹吉甫家族的祠堂。

　　宝堂寺遗址前有座古墓，墓前有块石碑，碑上镌刻着“周太师尹吉甫之墓”八个大字。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墓主人已经在这里长眠了2800多年。

　　尹吉甫，西周宣、幽二王的两朝太师。生卒年不详，姓兮，名甲，字伯吉父(也作甫)。尹是官名，后作为姓氏。现十堰一带尹姓多为其后代。尹吉甫除了治国之功外，也是我国书面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我国书面文学的起点在《诗经》。这之前，为漫长的口头文学阶段。《诗经》第一次把口传文学进行整理编纂，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本诗歌集。

　　在西周时代，礼乐被抬升到政治高度来看待，而诗歌又是礼乐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朝廷格外重视。

　　因此，在周代就有了采诗、献诗的制度。采诗就是朝廷派诗官到民间去采集诗歌，也就是采风，《风》里的诗歌就是这样得来的。献诗就是朝廷定期召开献诗大会，品赏贵族文人们的诗歌，《雅》和《颂》中的诗歌都是通过这种途径得到的。

　　按当时的制度，无论是采集来的诗，还是献上来的诗，都要上交给太师。《汉书·艺文志》载：“孟春之月，行人振铎木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太师不仅掌握朝政，还是代表天子管理诗歌的人，只有太师才有权对收集来的诗歌进行筛选整理和再加工，之后再演唱给天子听。按《史记·孔子世家》言：“古诗者三千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