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座山，有一座楼——那山叫韶山，那楼叫花明楼，山与楼相距不到38公里，却是改变中国近代史的两位伟人的诞生之地。韶山我去过无数次，有两次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要赶赶不走，要磨磨不掉。一次是我14岁那年，世代务农的父亲，天未亮从家里出发，送我步行50多公里，经灰汤、瓦子坪抵达韶山，去湘潭读书。在韶山冲小客栈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午，父亲在长途汽车站帮我买好去湘潭的车票，还有时间，父子俩便去毛泽东故居参观。在故居盘桓了一两个钟头，恋恋不舍地离开，长途车到了。父亲把背着的我的被窝木箱送上车，汽车开动了，缓缓驶出韶山冲。我回头，看到父亲紧紧跟着汽车，向我挥手，我能想象父亲心里的滋味。这个养育了六个孩子的坚强农民，家里无钱送孩子搭车经县城、长沙，再坐轮船到湘潭，硬是咬着牙让14岁的孩子跟着他一天疾行120华里到韶山。在韶山也不能多买一张票，亲自把孩子送进学校。从未出过远门的孩子，在湘潭车站下了车，人生地不熟，背着沉重的背包提着木箱，他能顺利找到距车站还有五六里路远的学校吗？直到汽车爬过山坳，父亲才回转身往回家的方向走……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泪水潸然而下。父亲当年三十多岁，身板结实挺拔，俨然不是我后来读到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佝偻着腰，但爱子之情是一脉的。
    在韶山一挥手，几十年如过眼烟云。但就那挥手之间，完全改变了我们父子俩的命运。冥冥中我想父亲和我，也许都是从故居看到青年毛润之满怀改变命运的激情，走出大山，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我们自然不能与伟人相比，但走出去，立志改变命运是相通的。父亲就从韶山回去不久，毅然走出山村，丢下上有老下有小的十口之家，到数百里外的瑶岗仙钨矿“打工”，由一名普通矿工，到招工招干，由坑长到工区长，最后做到副矿长，成为采矿系统的全国劳模。而当年被他强迫一天走120华里的儿子，走出学校门进入机关门，由“三门干部”成为一名作家。父子俩命运改变的起点，都在韶山冲南岸那幢普通的农家院。
    无数次到韶山，第二次抹不去的记忆是1973年秋天，我随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散文家袁鹰，在省委宣传部、湖南日报相关人员陪同下，来韶山采访一个多星期，接着去井冈山，前后半个多月。因为我在“文革”晚期人民日报恢复副刊的1973.4.1版面，发表了散文《绿遍洞庭》，袁鹰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从此有了书信往来。他这次来湖南，点名要我参加采访活动。这是对韶山、对毛氏家族最深入全面的一次采访。访问了1959年伟人回故乡，在一号楼服务的女服务员；南岸对面邻居毛姓一家；与伟人合影过的几乎所有成员、区乡干部。事后写成散文《韶山一日》、《从韶山到井冈山》，在人民日报副刊和头版发表。记忆挥之不去，但对韶山、伟人的感悟，怀情，似乎在那两篇文章中都写到了，不再费笔墨。
    这次市文联组织五十多位作家艺术家，来韶山再去另一伟人的故乡宁乡花明楼采风。我愧为宁乡人，却对共和国主席故乡的花明楼，只去过一次，而且是在少奇主席文革蒙难尚未公开平反的艰难岁月。那一次很窝囊，没留下多少记忆。唯一记得的是，共和国主席回故乡，是在过三年苦日子时期，少奇回到久别的故乡，看到乡亲们面如菜色，吃不饱肚子。他在故居请乡亲吃家常饭，促膝长谈，扫尾用浓重的家乡话说：“公共食堂不要办了，你们可以恢复自留地，搞三自一包。”他的一席掏心窝子话，像一股春风刮遍神州大地，挽救了濒临破败的农村经济，让老百姓又能吃上一口饱饭……然而，后来发生的事，你懂的！
    旅游大巴驶离韶山，我便收到宁乡县文联罗建宇的短讯，他说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和他，上午会专程来花明楼迎接。还邀我去县城，与家乡的作家朋友见面。我回讯：“这次我们是集体活动，何况夫人也跟来了，多有不便。”其实我与建宇也从未见过面，他不知从哪儿弄到我的手机号、QQ号。通过QQ、微信，他发来他的文章要我点评，我还看了他博客上很多美文。他博学多才，文辞瑰丽，他让我知道，宁乡的文脉发端于花明楼。著名的岳麓书院历届山长、院长，有四五位是花明楼人，名扬海外的岳麓书院山门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就出自花明楼人袁名曜手笔。他从翰林院归乡安葬母亲，就留在书院教授终生。他培养的翘楚有魏源、罗绕典等等。还有创立湖南湘绣的杨世焯，杨家后人现代湘绣大师、国画大师杨应修。至于现代名人更是层出不穷，光是国家级领导人就有五位，当然首推国家主席刘少奇。出生在书香绵延的地方，少奇自幼好书，小名九伢子，人称“刘九书柜”，“迷书烧鞋”的故事更是在故乡广泛流传……
    伟人已去，故园犹在。韶山、花明楼，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颗熣灿的明珠，永远是指引后人为改变命运，努力前行的方向。那里有伟人生活过的痕迹，遗物，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
    到达我们预订的午餐酒店，从等候在门口的人群里，我一眼认出了从照片中结识的罗建宇，过了而立之年，上去握手拥抱。他又介绍了身旁的县文联主席杨罗生、作协主席文忠，我也介绍岳阳市现任文联主席周迅、老作家张步真。没料杨罗生上来一把抱住步老，连叫几声“姑父”，不停地拍着肩膀。餐桌上，杨罗生还说了个小故事：当年黄甲喜任岳阳市长，在长沙开会与长沙市长谭仲池闲聊，甲喜满怀壮志地说：“谭市长，不出两年，岳阳的文学大军要超过长沙。”谭笑笑不置可否，未料“岳家军”突起，不到二三年中国作协会员人数真的远超长沙。谈笑中吃过午餐，到门前照相，多人合照，两人合照，一张又一张。旅游大巴启动了，我站在车门口向三位挥手作别。
    人世间所有美好，温馨的记忆，总是长留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