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是国务院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及独特的历史文化。什么是岳阳文化？岳阳文化是指岳阳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具有岳阳地方特色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种具有历史连续性，以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现象，是千百年来岳阳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具体形式表现在岳阳人的语言、性格、传统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如果说北京是以京城文化与胡同文化享誉世界，张家界是以雄奇险峻的山文化出名。岳阳则由于地处长江中游与洞庭湖水网地带，湖泊众多，因此，岳阳文化应是以水文化为主的文化。也是岳阳本土文化与长江文化（荆楚文化）、黄河文化（中原文化）融汇演化而成的多种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结晶。
一、源远流长的水文化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决定了岳阳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水文化。
文化，尤其是地方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岳阳文化的产生，就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岳阳位于北纬30度线附近的长江中游与湖南东北部，滨洞庭，临长江，湘、资、沅、澧四水在此汇入洞庭湖，经城陵矶三江口入长江。境内各县水面在万亩以上的湖泊有横岭湖、黄盖湖、荷叶湖、冶湖、涓田湖、芭蕉湖、塌西湖、大荆湖、东湖、西湖等，城区周围还有南湖、东风湖、枫桥湖、翟家湖等众多湖泊环绕，是个名副其实的“湖城”。
众所周知，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是人类文明发祥的源泉，世界几个文明的发祥地都在江河流域及其冲积平原。如尼罗河流域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创造了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创造了古印度文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巧合的是，这四大文明发祥地都在北纬30度线附近。这种河流形成的文明，就是一部河流灌溉形成的水文化，是一部“清色河流文明”的文明历史。在中国沿北纬30度线附近，自西向东，也诞生了三星堆文化、巴蜀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众多文化。据考古发掘，岳阳境内就发现有大溪文化时期遗址24处，屈家岭文化时期遗址16处，长江中游龙山文化时期遗址86处，春秋战国时期及秦汉遗址251处，今岳阳楼区梅溪乡梅子市村即是当年楚麋子国遗址。这种北纬30度线文明现象的堆积，曾引起世界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的极大兴趣，并对此进行了许多专题研究与探讨。
远古时，生活在洞庭湖区的百越先民们，在向大自然索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就懂得了择水而居的道理。水，既能灌溉农田，又能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水产品与便利的交通条件，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千百年来，长江与洞庭湖几乎每年都发生洪涝灾害。滚滚的洪水冲毁了两岸的庄稼农田、房舍乃至生命财产；天旱时，虽面临大江大湖，也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在当时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抵御这年复一年的自然灾害。只好向冥冥之中的上苍祈求保佑，盼望风调雨顺，苍生平安。其中最多的就是祈求龙神的保佑，并将其奉为部落的图腾。这种龙，最初是指天上云中的龙。干旱时，祈求他能呼风唤雨，普降甘霖；洪涝时，祈求他能息风止雨，云开雾散。从而产生了最早的图腾文化、祭祀文化与风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现象有的传承数千年，直到共和国初期，人们还有祭（龙）神求雨的活动。有关龙蛇的图腾表象，在湖区周围也时有发现。1973年5月，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上，绘有墓主人站在一艘龙形的“魂舟”之上，由龙呵护导引“升天”，这种龙舟是否就是汨罗江边先民们祭祀屈原时所划龙舟的原型呢？岳阳古称巴丘、巴陵，传说有条巨大的巴蛇在洞庭湖中兴风作浪，危害百姓，夏朝的后羿为民除害，射杀巴蛇，其骨积为丘陵，故曰巴丘、巴陵。
以后，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为防御洪水的侵袭，保障湖中航行的安全，在沿湖许多地方修建河神、江神等水神庙宇，以祈求神灵保佑。仅岳阳城区南津港至城陵矶、君山等地，历朝历代先后修建了十多所洞庭庙、湘君庙、刘公庙、杨泗庙等水神庙宇，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神仪式，求保平安，但仍无法根治水旱灾害的频繁侵袭。自宋代始，人们在湖区围湖造田，修筑堤坝。至民国时期，湖区围垦起900多个大小垸子。但过多的围湖筑垸，又改变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使其丧失了天然的调控洪水的功能，引发了愈来愈频繁的洪涝灾害。于是，人们被迫修建更多、更高、更坚固的堤坝，以锁住这桀骜不驯的洪水，演绎出一幕幕人与水斗的抗洪抢险的悲壮画面，产生出具有悲壮意义的“抗洪文化”。
（二）、水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岳阳水文化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的统一，构成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在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岳阳境内多山地岗丘，平原水面仅占44%，其文化本应是山水文化。但因滨江临湖，千百年来，经济一直以水域经济为主，繁荣的水域经济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因而水文化自然成为岳阳的主体文化，具体可分为商业文化与旅游文化。
（1）、商业文化。
岳阳，位于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自古为南北交通要冲。水路，西通巴蜀，东下沪宁；陆路，北通中原，南至岭南。为三湘四水货物通衢集散之地，长江中游地区的重要商埠。自古以来，湖南内地的所有物产都须经湘、资、沅、澧四水入洞庭湖，再通江达海，运至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因此，岳州是湖南惟一的出口口岸与物资转运站。
古时，湖南出口的物资，主要是稻米、棉花、茶叶、木材、煤五大类，其它为土布、瓷器、水产品及农副产品。进口物资除百货外，主要是食盐。运输最多的是输往京城的漕粮，以及进口的江淮食盐，人称准盐。这种漕粮不仅湖南一省，甚至桂、黔、蜀等省的也经此北运。一时，漕粮北运，淮盐南来，成为洞庭湖中最为繁忙的运输景象。
岳州最初的商贸活动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6年（公元前323年），鄂君启率150艘商船，自楚都郢由长江入洞庭，到巴丘进行商贸活动，并远达三湘四水。至明代，岳州已成为繁华的商埠，舟楫往返，商贾云集，贸易繁忙。清末，岳州开埠后，岳州关统计：“经过岳州门户者，上、下水之民船各有二、三万只”，可见水域运输之繁忙。
水域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城区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区的吊桥、南正街、竹荫街、天岳山、鱼巷子、街河口一带成为繁华的商业闹市区。1949年统计，城区有商业行业25个，店铺862家。商业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发展，并派生出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说唱文化、会馆（帮会）文化、建筑文化等。这些文化均属于民俗文化的范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在岳阳产生的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岳阳地方特色与水文化特色。
会馆文化 清末以后，各商业行业（含水运业）都建有自己的行业帮会与会馆，以管理本行业的商业活动。各行业有自己供奉祭祀的行业神，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各行业还有自己的行业隐语与术语，订有自己的行业条规，以规范本行业的经营活动，从而产生了“会馆文化”。这些行业会馆以外地商人为多，以水运业与渔行业最大。如渔行业的三圣宫会与水运业的洞庭会，会馆都设在洞庭庙，都祀奉洞庭王爷。每年新谷登场，这些从事水上生产的行会，都要举行庙会，祈求洞庭龙王爷，保佑他们在湖上行船时的安危与祸福。
茶文化 岳阳历来产茶叶。明朝时，岳州君山银针茶被列为朝廷贡茶。其叶泡入开水后，根根竖立，三起三落，清香可口，1956年，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获金奖。历代，滨湖各县的茶叶都来岳阳经销。茶市的兴盛，带动了茶馆业的兴起，市民们可在茶馆里品茗、下棋、看书、听说唱艺术。由此，岳阳专营茶叶生意的一条街巷被命名为茶巷子，又演绎出清凉可口的“茶文化”。
饮食文化 洞庭湖水域宽阔，水草肥美，湖水清澈，鱼类品种多，产量大。岳阳人喜食鱼，靠近湖边有条专营水产品的街巷，因鱼得名，曰鱼巷子。岳阳人烹鱼，极讲吃法，淡、咸、干、鲜，煎、炒、蒸、煮，五花八门。岳阳饮食业独创的“巴陵全鱼席”，以洞庭湖淡水鱼为主，精制出四十二样全鱼做成的菜肴，深受中外客人好评。这种风味独特的饮食文化，更具岳阳地方特色。
街巷文化 岳阳滨湖临江，是个名副其实的水城。自古以来，一些街巷就以池、井、湾、河、湖、桥等带水的地名命名。据清《光绪巴陵县志》载，与水有关的街巷就有：街河口、梅溪桥、吊桥、双井巷、鱼巷、茶巷、马家湾巷、剪刀池巷、洞庭巷等10条街巷，民国后又有13条街巷名称与水有关。此外，老城区还有71口古井。从而形成具有浓郁水文化特色的“街巷”文化。
（2）、旅游文化。
旅游观光，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被注入浓厚的商业气息。旅游成为一种文化产业，与商业文化一起成为岳阳的主体文化。
岳阳是国务院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古迹众多，风景秀丽，是旅游胜地。岳阳是湘鄂赣与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革命遗址众多，是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些人文景观中，有6处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5处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既是旅游观光的重要载体，也是宝贵的历史财富。他们中有自古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有位于洞庭湖中，波逐浪涌，云蒸霞蔚，神秘传奇的君山岛；有风光旖旎，号称“东方日内瓦”的南湖；有风云际会的三江口，郁郁葱葱的金鹗山，荷叶飘香的团湖，以及屈子祠、鲁肃墓、小乔墓、文庙、慈氏塔等风景名胜。革命纪念地有平江起义旧址、任弼时故居、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旧址等。
据《洞庭湖志·游览》载：“洞庭游览，自屈原始；而洞庭之著名，亦自《楚辞》始。”以后，郦道元、颜延之、孟浩然、张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滕子京、陆游、徐霞客等无数文人墨客来岳阳旅游。他们驻足岳阳楼头，看楚天辽阔，览洞庭风光，写下大量的诗词歌赋、楹联文章，赞颂巴陵胜景。尤以范仲俺的《岳阳楼记》，以雄浑的笔调，写尽岳阳风光，宣扬了千古“忧乐”精神。以后。历朝历代的文人、名人、伟人，也先后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据统计，历代写岳阳楼的诗词就达900多首。同时，有关岳阳楼、洞庭湖、君山的神话故事、传说典故等还被编成各种书籍、影视戏剧作品、画册、影集，如电影《巴陵大盗》、《柳毅传书》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旅游文化的产物，具有浓郁的水乡气息。既宣传与介绍了岳阳，又丰富了岳阳文化的内涵，是岳阳文化的宝贵财富。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海内外游客来来岳阳观光旅游，旅游已成为岳阳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也成为宣传岳阳、介绍岳阳的重要媒介。
龙舟文化 龙舟竞渡是为纪念楚大夫屈原，源自岳阳的一种民间祭祀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楚国的三闾大夫，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与政治家、思想家，世界公认的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因遭人诬陷，被贬谪流放到岳阳。他心忧楚国的灭亡，去国怀乡，仗剑沿洞庭湖四处奔波。先后在洞庭湖畔写下《九歌》、《离骚》、《九章》、《天问》等楚辞名作。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近三十年的时间，组织勤王匡复故国，却不被人理解，也无法成功。他悲愤莫名，痛不欲生，仰天长啸，牢骚满腹，“长太息以掩涕泣，哀民生之多艰。”他的这种忧患意识感染了岳阳人，他投汨罗江自殉后，年年五月初五日都要包棕子投江送给他吃，并划龙形之舟，沿江梭巡，以防鱼鳖伤其身。后来，这种划龙舟巡江又演变成龙舟竞渡，并演绎出灿烂的“龙舟文化”，流传至今，传向世界。
岳阳作为龙舟的发源地，数千年来一直沿袭着这种古老的民俗活动。其实，这种“龙舟文化”还应上溯到远古的图腾文化，源远流长。先民们在将龙奉为图腾的时候，就已有乘龙舟升天的故事与传说。岳州府县历代志书记载，岳州府城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要自南津港至岳阳楼举办龙舟竞渡。上世纪九十年代，政府每年都要举办全国乃至世界级的“龙舟节”。将旅游文化与商业文化结合起来，“龙舟搭台，经贸唱戏”，让古老的龙舟文化为当代的经济建设服务。
（3）洞庭湖水滋润与浸染了岳阳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年代久远，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接受，并代代传承至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狭义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指的民俗文化。受洞庭湖水的滋润与浸染，岳阳的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湖区特征，充满了水乡气息。
农业文化是一切传统文化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包括了农业、渔业与狩猎业，也是最质朴最原始流传时间最久远的文化现象。洞庭湖区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水美地肥，物产富铙，以盛产粮、棉、油、麻、丝、茶、鱼、猪、苇等著称。岳阳的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1982年，从华容县车轱山发掘的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石制工具与稻谷，证明在6000多年前，境内就有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当时国内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区。时至今日，岳阳依然是全国的商品粮基地。其中岳阳县与华容县被定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宋代，岳州即是国内产茶中心地区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临湘、华容、岳阳、汨罗、平江5县被国家定为茶叶基地县，其中临湘市是当今全国八大产茶基地县之一；岳阳自古就是著名的淡水鱼产区，鱼类品种多达170多种；春秋战国时期，境内便有苎麻及蚕桑的生产。这些农业生产活动，演绎出灿烂的农业文化。
方言是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地区民俗的载体，也是民俗文化赖以留存、传承的媒介。方言的形成，是和各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制度、宗教、艺术、生产实践相依存的。岳阳各地方言各异，但岳阳城区和临湘路北、华容县这些紧靠长江与洞庭湖的地区，由于与长江中上游接触较多，其方言具有西南官话的特征，与湘西、鄂西南一带方言一样，具有与川语音相近的川语言特征，也极富水乡气息。有些话后总爱带个“啵”字，如说“买东西啵！”“吃饭啵！”“玩去啵！”等等。
岳阳人性格较为独特。岳阳位于北纬30度线附近，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性气候。因靠近洞庭湖，湿气重，夏天燥热；冬天因无山岭阻隔，寒潮活动频繁，阴冷潮湿。宋范致明《岳州风土记》曰：“岳州北濒江洲郡，气候尤热。夏日南风则郁蒸特甚，盖湖南千里无山，多得日色，故少阴凉之气也。居民每至夏秋，多病痢疟，皆暑热所致也。”这种湿热寒冷的天气使岳阳人喜食辣椒，好饮酒，用以驱寒。然多食使人脾气易燥，性情急躁倔犟，做事风风火火，待人火样般热情，是典型的湖南人特征。由于岳阳地形开阔，且自古交通便利，贸易繁忙。因而郡人与荆楚及中原人士交往较多，受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影响，较湖南内地之山民心胸宽阔，在待人接物上，更具包容兼蓄的理性成份。1899年，岳州开埠后，又较湖南其他地方早接受西方文化与宗教的影响，更多了一些宽以待人的理性思想，是另类的湖南人。海纳百川，有容则大。正因为浩荡的洞庭水滋润与开阔了岳阳人心胸，于是，不少人连取名都与水有关，如湖生、水生之类的名字，在户籍册中比比皆是。
此外，还衍生出许多神话故事、传说、典故，创作出许多极富民间色彩的民谣、渔歌、傩戏等民间艺术。如渔民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一种抒情道志的原始艺术形式，曰“洞庭渔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描写劳动与生产场面的，也有抒发爱情生活的，也有反映受压迫与剥削的悲愤情绪的，一般采用问答式的唱法。因而范仲俺在《岳阳楼记》中称为：“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洞庭渔歌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一直传承至今。这些民俗文化，就是地地道道的本土文化，是根植于洞庭湖区，带有浓厚水乡气息的水文化。
二、岳阳文化的特点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
岳阳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一个分支，其特点既与湖湘文化相同，又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一）忧患意识。岳阳人是湖南人的一个种群，同湖南人一样，最具忧患意识。由于岳阳位于江河湖网地带，饱受洪涝灾害侵扰。因此，岳阳人最初的忧患意识是如何抵御水灾等自然灾害，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后来，屈原与那些来自中原的贬官、文人墨客及大量移民，带来中原人民饱受兵燹战乱之苦，亟盼国家统一安宁的深切期望。他们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忧患意识，深深地感染与影响了岳阳人。因此，当范仲俺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岳阳人民又亲身感受自两晋至民国以来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创痛。因此，那种原始质朴的忧患意识便升华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正是湖湘文化所极力提倡与宣扬的民族至上的核心内容。自此，忧乐精神就成为激励岳阳人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主要精神。千百年来，岳阳楼也就成为“忧乐”文化的发源地，吸引千千万万的海内外人士前来参观学习。
（二）进取精神。湖湘文化的精髓是“经世致用”，即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实践。一代一代的湖湘儿女，锐意进取，前仆后继。无数的巴陵儿女，或为改变贫穷的命运，或为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从岳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去寻求知识与救国救民的真理，有的走科学救国之路，有的走教育救国之路，有的走实业救国之路，有的走社会变革之路。如“五四”运动后，华容青年高风、罗喜闻、何长工等人乘海轮西去，赴欧洲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汨罗的任弼时、平江的毛简青等人，则去十月革命的苏俄，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锐意进取，积极上进的精神，绵绵不息，代代相传，为岳阳文化的绵延发展注入无穷的活力。
包容思想。是岳阳文化有别于湖湘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湖南内地三面环山，丘陵连绵。受环境的影响，山民们与外界接触少，心胸狭窄，多保守意识。岳阳由于地处湖南北部，地形开阔，且自古交通便利，贸易繁忙。郡人与荆楚及中原人士交往较多，受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内地山民心胸宽阔。在待人接物上更具包容兼蓄的理性成份。1899年，岳阳开埠后，又较湖南其他地方早接受西方文化与宗教的影响，更多了一些宽以待人的理性思想，这是岳阳人有别于其他湖南人的一个方面。千百年来，大量各地移民纷纷迁来岳阳，使今天的岳阳成为一个多种文化与多元文化交融的移民城市，但却极少发生仇外排外现象，这种宽容的思想，是岳阳文化得以发展的推动力与润滑剂。
（1）岳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关系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湘四水孕育了湖湘文化，洞庭湖孕育了岳阳文化。岳阳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分支，湖湘文化则是长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上，长江流域属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版图，故人们将长江文化称为楚文化。《集传》曰：“楚，木名，荆属”。荆与楚通用，都是丛木杂生的意思。荆即楚，楚即荆，楚文化又被称为荆楚文化。岳阳地域古时曾属荆州郡管辖，荆楚大地又泛指古云梦泽南北地域，即今洞庭湖南北地域，故荆楚文化又被泛指为这一特定地域的文化。
楚文化是我国上古时起始较晚的一支重要文化，是由楚境内四方百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在长江中上游及江汉平原汇聚而成的灿烂文化；是具有本土基础，开放而又多元的特异文化；也是具有典型湖区特征的水文化。其生产方式以农、渔业为主；信仰以山神与水神为主；尊黄帝、女娲、伏羲为始祖；主要图腾为龙、蛇、犬。广义的楚文化是在长江中上游及江汉平原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些土著文化有苗文化、越文化、濮文化乃至巴蜀文化的许多成分，岳阳的土著文化属古百越文化。
（2）岳阳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
古时，中原地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原地区即黄河流域，其所产生的黄河文化，历来被称为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的正宗。
当时，岳阳是连接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冲，又属未开发的蛮荒之地。历朝历代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吏被从中原贬谪湖湘乃至岭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当时著名的人文学士。他们经过岳阳时，都要停船驻足，或上岳阳楼，或去湖中小岛君山。领略洞庭风光，巴陵胜景。写诗作赋，题词作记。既吟咏壮丽的洞庭风光，也抒发他们对国家、民族及个人命运担忧的情怀，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有人称这种文学现象为“贬官文学”或“流寓文学”。这些亦官亦文的名士，有屈原、颜延之、张说、贾至、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李商隐、滕子京、欧阳修、陆游等。如屈原用血泪凝成的《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是先秦文学楚辞中的不朽名作；杜甫的《登岳阳楼》诗，是所有写岳阳楼诗歌中的上乘之作，无人再能出其右；张说的《岳阳集》诗集，在唐诗中留传下来有关写岳阳的诗有18首；宋范仲俺的《岳阳楼记》，因其颂扬的忧乐精神，而成为千古绝唱。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写洞庭湖、君山、南湖、三江口，无一不与水有关，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中原文化的印迹。这些文学巨匠，以他们的风格、品德、思想、艺术手法，对岳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历史上，岳阳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来多战乱。每遇战争，必遭涂毒，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战乱过后，统治者又从外省大量移民来此，与本地的土著融合。尤以两晋南北朝后，中原士民大规模南迁，东晋王朝在洞庭湖区设立南义阳郡、南河东半郡，这些地方在明清时期都归岳州府管辖。以后，唐、宋、元、明、清各朝，又有大批移民迁来岳阳。因此，今天的岳阳人是本地人与外来移民融合而成，且移民占多数。这些移民带来中原及其他地方的各种文化与语言，生活习俗与思想，对岳阳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3）岳阳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宋以前，湖南各地行政区划各异，文化自成体系。汉秦以前，这些土著文化都有其鲜明的地方特色，有些甚至还超过了中原文化。如澧县彭头山出土的水稻距今约九千多年，比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要早一两千年。该县城头山发现的六午多年前的水稻遗址，表明洞庭湖区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地区。
南宋时，外省人胡安国、胡宏父子来南岳宣讲理学，“卒开湖湘之学统”。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被聘为先生，带来当时各地先进的思想文化，启迪和浇灌了湖南这块榛荒之地，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培育出湖湘文化这朵奇葩。
早期湖湘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提倡力行致用的知行观，高扬爱国主义精神。近代湖湘文化的最大特点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明末清初，湖南诞生了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他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辩证分析为思想方法，以民主启蒙为重要特征，以民族至上为核心内容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精神作用。在船山思想的影响下，湖湘大地诞生出一批又一批震古讠乐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人物与杰出志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左宗棠、谭嗣同、毛泽东3人。尤其是毛泽，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
自北宋始，岳州府县修文庙，办郡学、县学，建试院。至元、明、清各朝，又兴办大批书院、私学、蒙馆等私立学校。这些公私学校的建立，使岳州学风日盛。既丰富了岳阳文化，也造就大批优秀人材。如两宋时期，平江县出了53名进士；明天顺丁丑年，华容人黎淳高中状元，成为岳阳历史上惟一的“状元郎”，明清两朝，该县还出了51名文武进士；岳阳县在明朝时曾出过一位贵妃，一位四朝宰相杨一清，及方钝、谢洪登、颜颐寿等三位尚书，民谚云该县是：“一里一宰相，五里三尚书，十里一都堂。”
近代以来，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岳阳人材辈出。平江县出了57名民国将军与52名解放军将军，是中国有名的将军县；华容县则以进士与文官群体著称；湘阴、汨罗、岳阳、临湘则以文人学者居多。他们中的著名人物有：中兴清王朝，维护祖国统一，收复新疆，被舆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湖湘第一能人的左宗棠；多次出使欧洲，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郭嵩焘；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仇亮等70多名岳阳籍同盟会会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数以百万计的岳阳儿女投身革命洪流。有12人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弼时、苏振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还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张震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何长工、毛致用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有60名岳阳籍干部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上将3人，中将12人，少将45人；1988年第二次授衔时，又有一批岳阳籍干部被授予将军军衔。还有数以百计的岳阳籍干部先后担任省部军级领导干部，成为共和国的栋梁。这些岳阳籍名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任弼时，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是中共党内公认的“骆驼”，他那种默默奉献的精神被称为“骆驼精神”，也是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典范。
此外，还涌现出著名史学家李元度，教育家吴獬，文学家吴敏树，曾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创始人范旭东，著名作家刘大杰、杨沫、康濯，著名演员白杨等大批优秀人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又涌现出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岳家军”作家群体。这些岳阳籍的名人与名山、名水、名胜一起，构成岳阳的人文景观，展现了岳阳文化的深刻内涵。
综上所述，岳阳文化是植根于洞庭湖区的水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岳阳地方特色。在长期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在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影响下，既具本土基础，又呈开放与多元特色，在中华文化史上散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