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神话传说
相传远古时期，位于湘鄂边界的龙窖山深藏着一条孽龙，经常为害山民。有一年，孽龙作恶尤甚，翻江倒海，引来倾盆暴雨，河水陡涨五丈，淹灭了山山岭岭。恰巧炎帝神农氏巡天路过龙窖山，及时锁住了孽龙，并洒下了一把茶籽。从此龙窖山漫山遍野长出茶树，叶子嫩绿清甜，食用饱肚治病。又传说君山茶树是由娥皇和女英播种的。解放初期，在君山岛上的崇圣寺旧墙上，有一块大石碑。这块石碑是明朝嘉靖年间中宪大夫孙继鲁所立。他在督学湖广时，曾登临君山，写了《登山记》碑文，文中记述了君山茶的来历：君山茶的第一颗种子是舜帝南巡时，由娥皇和女英亲自播种的，经过培育，在白鹤寺长出了三蔸健壮的茶苗。
民间涉茶传说还有：神水与君山茶、白鹤茶、大云山神茶、茶港的来历、白石园的来历、千针坪的来历、岳飞与姜盐茶等。
2春秋战国时期
约在炎黄时代，蚩尤部落联盟（蚩为苗族自称，尤为瑶族自称），与炎黄部落联盟相战于涿鹿之野，战败后被迫南迁。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瑶、苗组成联盟，在“左洞庭，右彭蠡”建立三苗国，部分瑶民进入临湘北部的龙窖山，开荒种茶。龙窖山今日尚存废弃古寨址、吊脚楼、石梯、石门、古茶园等遗址，还有制茶和捣茶入饮的茶具——石盆、石缸、石杯等。
北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已有文字记载：“龙窖山，在县（临湘）东南，接鄂州崇阳县雷家洞、石门洞，山极深远。其间居民谓之鸟乡，语言侏离，以耕畲为业，非市盐茶，不入城邑，亦无贡赋。盖山瑶人也。”
南宋马子严《岳阳甲志》亦有类似记载：“龙窖山，在巴陵（临湘在北宋以前属巴陵县，巴陵县即今岳阳县）山实峻极，上有雷洞、石门之洞。山瑶居之，自耕而食，自织而衣。”
四川有人把吴理真奉为茶祖，相传公元前53年，吴理真在四川蒙顶山五峰之间种下了七株茶树。但翻开尘封的历史，吴理真种茶比瑶族先民在龙窖山种茶晚了几百年，决非中国第一位种茶人，所谓吴理真“开启了人工植茶的先河”一说纯属误会。
3唐代
灉湖含膏为唐代名茶，湖灉即今岳阳南湖。唐代李肇《唐国史补》（公元758年左右）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湖灉之含膏”。该书还有朝廷将灉湖茶带往西藏的记载。中唐杨晔《膳夫经手录》载：“岳州 灉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于茱萸”。
《唐书·刘建锋传》载：“荆湖岁百六万余斤。茶出潭、岳、辰、澧州，有仙芝、玉津、先春、绿牙之类二十六等。”裴汶《茶述》载：“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今宇内土贡实众，而顾渚、蕲阳、蒙山为上，其次寿阳、义兴、碧涧、灉 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
唐末诗僧齐已诗云：“灉湖惟上贡，何以惠寻常？”唐末五代，马殷奖励农桑，提倡纺织，发展茶叶，通商中原。原属巴陵的临湘因茶而设独立县。北宋乐史《太平环宇记》载：“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潭州节度使析巴陵县置王朝场，以便人户输纳，出茶。”王朝场为临湘县的前身。
4宋代
据《宋会要辑稿·茶号》载：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湖南八州、府三十四县产茶2361675斤，其中岳州府所辖平江、临湘、华容、巴陵4县产茶1002200斤，实际产茶13529700斤。马端临《文献通考》载：“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柘枕出江陵。大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出岳州；双上绿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陈仁锡《潜确类书》也载有“潭州之独行灵草，岳州之黄翎毛，岳州之含膏冷。”
北宋范志明《岳阳风土记》载：“湖灉诸山旧出茶，谓之灉湖茶，李肇所谓岳州之灉湖含膏也，唐人极重之，见于篇什。”《宋史》载：“乾德元年，免湖南茶税。七年，减湖南新制茶。” “宋制，买茶之处，湖南则潭、澧、鼎、岳。”“榷茶之则，择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之蕲口，为榷货务六。荆湖则江陵府，潭、澧、鼎、鄂、岳、归、峡七州；荆湖二百四十七万余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悉从六榷货务鬻之。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唯建、剑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出虔、袁、饶、池、光歙、潭、岳、辰、澧、州，江陵府，兴国临江军，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
宋代《名宦志四·宋三》中记载：“赵待善，知岳州。平江产茶，贩夫集焉，吏绳之急，或激为盗，有执十余辈以犯法告者。待善曰：‘地产茶，官收税，法也。’倍其征而纵焉。”
清同治《平江县志》载：“（宋）仙人桥石刻：乡村十里少人家，手掏清泉嚼细茶，洞口清深却无酒，故人相赠以桃花”。由此推测，平江在宋代产茶是无疑的了。
从宋朝开始，临湘即已生产老青茶销边。据河北省《万全县志》载：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8年），官府用两湖茶与蒙古易马，并以张家口为蒙汉互市之所。
5明代
明代的岳阳茶叶，栽培区域已由巴陵（今岳阳县）一带向临湘、平江扩展。 据《隆庆岳州府志》载：“临湘县，贡，茶芽十六斤。方物，茶（龙窖山出，味厚于巴陵，岁贡十六斤），巴陵县，方物，茶（四都，五都）。”当时湖南贡茶共70斤，其中龙窖山茶16斤，说明了湖南贡茶以龙窖山茶为主，且品质优良。又据《明史食货志》载:“楚之茶，则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岳州之巴陵，辰州之溆浦，湖南之宝庆、茶陵。”
6清代
清代为岳阳茶业鼎盛时期。光绪年间，岳阳茶叶面积达到30多万亩，产量20多万担。1885年《湖南通志》记载全省盛产茶区有长沙、宝庆、岳州、常德四府，有茶地240道。其中岳州府包括临湘、平江、巴陵、华容等4县，共产茶约11万担。
同治《平江县志》载：“本邑产茶颇多，有茶税，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当不下数十万金。”“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之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王彦《平江县经济调查报告》载：“平江之主要产地为长寿、思村、张市、浯口、产量最丰时，曾达八万箱。”
清朝年间，平江以产红茶为主，始于道光末年（1821年左右），盛于咸丰年间（1851-1862年），当时全省红茶年产量约10万箱，（每箱55-65斤），其中平江最高年产量达8万箱，占全省的80%，主销英、美。同治（1862年）以后，由于俄商在我国设厂制茶，汉口渐成为我国的茶市中心。据史料记载：光绪中年（1886年左右）长寿街有茶号24家，……运至汉口市场，达23640箱。
《湖南茶叶生产与收购》一书中介绍：“湖南产制红茶，平江在道光时最盛，以东部邻近江西的长寿街量多质好，可与江西宁红媲美；安化于1858年改制红茶，临湘继之。”
光绪初年，平江红茶生产仍较兴盛，据《湖南之财政、茶厘述略》载：“光绪初年，为茶业最盛时代，湘省洋装红茶，每年销售汉口者达九十万箱，岁入库银以千万两计。……平江红茶六万余箱，湘阴红茶万余箱”。光绪末年，由于印度、斯里兰卡茶业的振兴，湘茶出口日益缩减，仅为40万箱。
临湘在1851年始制红茶，1858年红茶出口英俄，1890年以后以俄销为主，直至民国时期的1938年。
君山茶为宫庭皇室不可缺少的贡品。《巴陵县志》载：“君山贡茶，自国朝乾隆四十六年始，每岁贡十八斤。”
清吴敏树《湖山客谈》记述了君山茶情：“贡茶，君山岁十八斤，官遣人监僧家造之，或至百数斤，斤以钱六百偿之。……闻贡茶入京，以供太庙之用，则包茅已。余欲作楚贡亭于北渚，后以待茶务，乞官自买茶造之。贡尖下有贡兜，随办者炒成，色黑而无白毫，价率千六百，粗五十止，其实佳茶也。君山茶无他叶，其味粗细若一，粗者但陈，收崦浓煎之，可消食利气而无克损之害。”
清《梦湘呓唔》也对君山茶和北港茶的品质作了很详尽的记述：“珂生平不喜龙井茶，而嗜云南普洱茶，安微江县之石井茶，然于王湘绮之论茶，亦引为知言。其言曰：“茶以轻清而无味，余皆重矣。”东坡云：“茶欲其白。”珂尝饮君山茶矣，则茶之至白者也。君山庙有茶树十余棵，当发芽时，岳州守派员监守之，防有盗之也。岁以进贡，郊天时用之，以其叶上冲也。程子大丈言：“岳州北港之茶甚佳，最受蒸，愈蒸愈佳，惜其色不及君山之白耳。”
湘阴在清代为新辟茶区。清乾隆《湘阴县志》载：“茶产文家铺，又一种产有白鹤山。”清道光《湘阴县志》载：“茶种植亦多，产南泉寺，白鹤山者较他处颇佳。”清封疆大臣左宗棠清道光23年（1843年）在湘阴县东乡置水田山地，并修建了一座庄园——柳庄，亲手开辟了几十亩茶园，开湘阴植茶的先河。
清初至清中期，我国北方 “丝绸之路”衰退，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茶叶之路” 出现，它南起江南（即福建武夷山和湖北、湖南的产茶区），北越长城，贯穿蒙古，至当时的中俄边境恰克图交易，再由俄商经西北利亚转往俄国，乃至销往欧洲腹地，全程数万里。数万骆驼和马匹投入运输，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茶叶之路”的中国商人主要是精明的山西人，俗称“晋商”。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政府和私商组织商队，从张家口、外蒙古等地采购我国的茶叶，但须有护照，而且清政府对入境人数及出境茶叶量均有限制。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互市界约》签订后，中俄双方茶叶贸易地点迁至俄属恰克图，一地两城，俄方称恰克图，中方称买卖城。
清代湖北蒲圻刊刻的叶瑞庭《莼浦随笔》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至邑西乡芙蓉山（龙窖山北麓），峒（指羊楼洞）人迎之，代客收茶取佣……所买皆老茶，最粗者踩成茶砖，号称芙蓉仙品，即黑茶也”。
清康熙年间起，开始压制砖茶。其砖方形，故称“方砖”。所谓方砖就是青砖，呈方形块状，大小规格多种，每块重量1至6市斤不等，每箱（或每篓）装的块数也不同，分二四、二七、三六、三九、四八、六四等六种装箱。据载，清道光十八年（1839）临湘县销往国内西北各地及俄国的茶叶总量达36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