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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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叶起源于贡茶，其制始于西周，是我国古代地方专门进献朝廷，供帝王将相享用的特殊茶叶，古代凡地方上珍稀之物，一经发现均可成为贡品进献皇室。贡茶主要被用来满足皇室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随着需求量的增大，贡献制度逐渐严密，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尚书·禹贡》）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贡”即礼贡、嫔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游贡、物贡。茶叶当属“物贡”一类。“茶之贡，谓之茶贡”。（陶谷《清异录》）贡茶初始，只是各产茶地的地方官吏征收各种名特茶叶作为土特产品进贡皇朝，属土贡性质。中国历史上名茶大多数是来自贡茶的。所以贡茶的出现，既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中的一种特定现象，又是中国茶文化的社会礼制的一部份，与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纵观中华3000多年的贡茶沿革史，几乎与中华茶业文明史是一脉相承，息息相关；且互相因果，彼此盛衰”。（张天福《中国贡茶序》）
“贡”，献也。古代常指物品进献给国君或天子。《辞海》引《周礼·天官·太宰》：“五曰赋贡。”陆德明释文：“赋，上之所求于下，贡，下之所纳于上。”赋税是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地方征收，是法定的任务，而“贡”，是地方向中央政权主动进献物品的活动，并无一定数量、品种的规定。进贡的内容异常丰富，金、银、漆、器、竹、木、石、酒、茶甚至飞禽走兽都在其列。
贡茶，迄今已有3100年历史。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巴志（416）》记述，以茶作贡品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1066年周武王伐纣时有南方八个小国率兵来会，当时茶叶已作为一种土特产品纳贡（陈忠懋主编《中国茶经·贡茶起源》）。当代茶圣吴觉农在《四川茶史话·前言》就提到中国茶叶起源于贡茶，他援引《史记·周本纪》：“当武王出兵伐纣时，有许多友邦和庸、蜀、苗、羌、徽、卢、彭、濮八个南小国都率兵来会。据《华阳国志》说这八个南方小国，在参加这次战争的时候，有的曾把所产的荼（指茶）作为贡品，送给武王。商周是以酗酒著名的，在《商书·酒诰》中说：‘商的统治阶级沉溺在酒里，腥秽上冲，连天都发怒了’。周则与商恰恰相反，由于他的建国方针是勤俭节约，所以严禁饮酒。在这样情况下，那几个南方小国把他们已经作为药用或饮用的茶贡献给武王来‘以茶代酒’是极其自然的事”。西周时，贡茶尚不大为宫廷饮用，而是为祭祀，药用或食用。
宋人寇宗奭《本草衍义》记述：“东晋元帝（317－322）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这是贡茶可信史料中关于贡茶的最早文字记载。唐代以前，长江以南不少地区都生产茶，以茶叶作为贡品是不足为奇的。
唐代茶道大行，贡茶制度的确立
唐代之前，隋朝时就有僧人献茶于帝王者。顾元庆《茶谱》引述“隋（580－618）文帝病脑痛，僧人告以煮茗作药，服之果效。”说的是隋炀帝在江都（扬州）生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为了向这位帝王讨宠，携带天台茶到江都为他治病，得茶治疗脑痛后，推动了社会饮茶的兴起。
开元中（715－740），泰山灵岩寺僧人坐禅昼夜不眠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山东、河北的部份地区，直至首都长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封氏闻见记》。很多文学家诗人，饮茶作诗，以示风雅，因此，唐代贡茶的兴起与当时社会饮茶风俗的普及，文人雅士经常举办茶宴、茶会等有关。唐之初仍以征收各地名产茶叶作贡品杜佑《通典》记载，唐代各地向朝廷进贡的茶叶，“初仅安康郡贡茶芽1斤，夷陵郡贡茶250斤，灵溪郡贡茶芽200斤。”
唐代贡茶始于高祖武德三年（620），即唐王朝建立后第三年，庐江郡（今合肥、六安）的土贡有茶。距今1300年，也就是说贡茶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唐代贡茶之制完善于中唐，实行双轨制：其一是民贡，由各州郡筹集名茶上交朝廷，全国15个州郡定为纳贡单位，一般都称土贡。（丁文《大唐茶文化》）四川最著名的蒙顶茶在唐代列为贡品，诗云：“蒙茸香叶如轻萝，自唐进贡入天府”。其二是官焙，即建立官茶园，时称贡茶院（丁文《大唐茶文化》）。自唐朝开始，贡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土贡外，还专门在重要多茶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直接管理。官置贡焙始于代宗大历五年（770），地址设在湖州常兴和常州义兴二县交界处的顾渚山。官焙的出现，反映了唐皇室茶风大盛。据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典是邦，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皇帝），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后来这种土贡形式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官营督造专门生产贡茶的贡茶院（贡焙）就产生了。
唐朝最初的贡茶院设在顾渚山，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大历五年（770）至明洪武八年（1376）兴盛之期长达600多年。在唐朝的茶产制的规模之大，“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制茶工场“三十间”，烘焙工场“百余所”，每岁朝廷要花“千金”之费，生产万串（每串1斤）以上贡茶，专供皇室王公权贵享用。蔡宽夫《诗话》述：“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二郡之间，以其萌茁紫的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诗云：“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唐代除在长兴顾渚山设贡茶院采制贡茶外，还规定在若干特定茶叶产地征收贡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贡茶地区，计有十六个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十个省很多县分。因此不难看出，凡是当时有名的茶叶产区，几乎无例外地都要以茶进贡，而且贡茶数量之大是惊人的。其贡茶数额不下数百万斤。唐元和十二年（817），因讨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30万斤，令户部进代，库存之贡茶数量竟如此之大。
唐代的贡品名目，据李肇（806－820）《国史补》记载有十余品目即：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福州“方山露芽”，岳州“邕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 夔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羡”。此外，尚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嵊县的“剡溪茶”，福建建州“建州大团”等名茶。唐代贡茶，传到现在的仍留有名气的浙江顾渚紫笋茶、鸠坑茶、天目山茶，径山茶和剡溪茶；江苏的阳羡茶；安徽的霍山黄芽、六安茶和天柱茶；湖北的仙人掌茶，武陵茶和黄岗茶；四川的蒙顶茶；福建的武夷茶；湖南衡山茶；江西的庐山茶、歙州茶；陕西的紫阳茶。
穷极精巧的北苑贡茶，出现“龙凤盛世”
中国饮茶史上向来有“茶兴于唐，盛于宋”的说法。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北宋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即宋徽宗）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宋徽宗（1101－1125）对茶爱之颇深，不但亲临斗茶，还亲撰《大观茶论》。论及当时贡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甚造其极”。皇帝嗜茶，必有 臣投其所好，以求幸进。因此，宋代贡茶在唐代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除保留宜兴和长兴的顾渚山贡茶院外，在福建建安（今建瓯市）又设专门采制“建茶”的官焙规模之大，役工之浩繁，远远超过顾渚的北苑。
历史在发展，各种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推陈出新。以品为主的唐代煎茶，发展为宋代的斗茶，已完全是艺术性的品茶，对斗茶所用的片茶（即龙团）质量的要求也远非唐代的饼茶所能比拟。
宋代“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江浙”。欧阳修所说的腊茶产地，剑是指剑州，今四川境内，建是指福建，主要是建安一带，剑州所产的片茶，两宋人留下文字中并不多见，原因大概是质地比不上建安所产的片茶，更重要的是建安茶为宋代皇帝所欣赏。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片茶）名振天下”。同时，那里又是“斗茶”的发源地。
建安贡茶的产区，主要是在境内的凤凰山一带，又名北苑，所以当时人们把当地产的茶又叫北苑茶。
建安即现今的福建建瓯市，境内建溪两岸的凤凰山麓盛产茶叶，且天然品质优佳，约在宋太宗末，建州茶声鹊起成为宋代贡茶主要品种。有“建溪官茶天下绝”之誉（陆游《建安雪》）。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开始设立官焙，专门采集龙凤团茶，供朝廷享用。到宣和年间（1119－1125）北苑贡茶极盛，有宋一代的出现了“龙凤盛世”。
北苑贡茶执事者熊蕃亲见当时情况，撰写了《宣和北苑贡茶录》记述了北苑贡茶的由来与沿革：“陆羽之《茶经》、裴汶之《茶述》、皆不评建州之茶。昔日建安山川大抵闭塞，灵芽（茶）亦尚末显名于世，至于唐末，犹依然如故也。此后，至北苑之茶出，始成为最佳之茶。圣朝（指宋朝）太祖开宝末年，南唐降伏，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特备龙凤之模，派遣使臣，命在北苑制造团茶，使与民间茶有所区别，龙凤茶盖于此时开始。太宗至道初（995），诏造石乳、的乳、白乳（均为茶名）作贡茶。真宗咸平（998－1003）初，丁谓为福建转运使，监造贡茶，专门精工制作了40饼龙凤团茶，进献皇帝，获得宠幸，升为“参政”。此后，建州岁贡大龙凤茶各二斤（八饼为一斤）。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将大龙凤团改制为小龙团，更受朝廷赏识。蔡襄《北苑造茶》诗自序中有云：“是年，改而造上品龙茶，28片仅得1斤，无上精妙，以甚合帝意，乃每年奉献焉”。当时文学家宋大臣欧阳修（1007－1072）在《归田录》记载：“茶之品无有贵于龙凤者，小龙团茶，凡二十饼重一斤，值黄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易得也。”
丁谓与蔡襄如此创制龙凤团茶精品，贡献讨好皇帝，也曾遭到世人的讥讽与鞭挞。宋诗人苏东坡就有《咏茶》诗云：“君不见，武夷溪（此指建溪）边粟粒芽、前丁（谓）后蔡（襄）相笼加，争先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依皇帝的意思又创造了“密云龙”，比小龙团更佳。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又创造了“瑞云翔龙”，“密云龙”为下矣！
徽宗大观（1107－1110）初，皇帝赵佶著《大观茶论》认为白茶是茶中第一佳品，当此之时又创制三种细芽及“试新夸”、“贡新夸”即大观二年（1108）制造的“御苑玉芽”、“万寿龙芽”，大观四年（1110）又造“无比寿芽”、“试新夸”，政和三年（1113）造“贡新夸”。自创三色细芽后，“瑞云翔龙”又似居细芽之下。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又一个善于造茶献媚的转运使郑可简曾造“草朱”茶，又别出心裁，创制了一种“银丝水芽”，即“将已精选的熟芽再剔去叶子，仅存茶心一缕，用珍器贮清泉渍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以制方寸新夸、有小龙蜿蜒其上，与‘龙团胜雪’”。龙凤团茶发展到“龙团胜雪”，其精美可算达到极点了，整个北宋王朝的160多年间，北苑贡茶的制造技术不断改进，先后创造出的贡茶品目，就有四五十种之多。
宋朝初期，北苑贡茶数量并不多，据《宣和北苑贡茶录》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仅献五十片，后次第增加，至哲宗元符（1098－1100）时以片计竟达一万八千，与初期比较已多数倍焉，然亦不能称盛，至于今（宣和年间）已达四万七千一百余片矣。”可见宋代北苑贡茶有了很大发展。
北苑贡茶品目，据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载，计有40多个品目，多数是以雅致祥瑞之意命名，如万寿龙芽，御苑玉芽、龙团胜雪等，以讨得宫廷皇室的欢心。
北苑龙凤贡茶上贡，一年分十余纲次，先后运至京师（现河南开封市）。惟“白茶”和“龙团胜雪”，惊蛰前（三月初）即行采摘十日而完 以快马于中春（三月）运抵京师，是以号为头纲。“玉芽”以下，依先后顺序，及至献毕，夏已过半矣。欧阳修有诗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试新茶”。
宋代贡茶，以建安北苑贡茶为主，每年制造贡茶数万斤，除福建外，江西、四川、江苏等省都有御茶园和贡焙。江西（赣州）后因群众反对而废止。
宋代在建州大规模设置贡焙，有力推动和促进闽南以至我国整个南部茶叶生产的发展。陆羽《茶经·八之出》记述了唐代我国最南的茶叶产地是：“思（今贵州务川）播（贵州遵义）费（贵州德江）夷（贵州石阡）鄂（湖北武昌）袁（四川）吉（江西吉安）福、建（建州）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其时这些地方出产的茶叶还不多，只能偶然获得。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如《太平寰宇记》所记，我国最南的产茶州、军，就有江南东道的福州、南剑州、建州、漳州、汀州；江南西道的袁州、吉州、抚州、江州（九江）鄂州、岳州、兴国军，潭州、衡州、涪州、宝化、夷州、播州、思州；岭南道的封州、邕州、容州等。从上录茶叶产地中不难看出《太平寰宇记》记述的南方茶叶产地不仅较《茶经》多得多，而且从福建及两广来说，其南缘产茶州县，也呈现向纬度更低的沿海地区伸展的趋势。
宋代贡茶，被朝廷用作高级赏赐物品，如大臣杨亿《说苑》记载：建茶凡十品，何种茶赐何等人有具体规定，如龙茶仅赐二府大臣、亲王、长主；余皇族、学士、将帅仅得凤茶。王禹称诗云：“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体现了分赐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和伦理。朝廷对中高级官员在其升迁，退职、病休、觐见时，派中使（太监）专赐茶药合成的银合，以示皇恩。
贡茶还用来分赐出征将士，修河役兵、僧道庶民等；此外，还作为外交礼品，送给前来朝贡或出使的外交人员。庆历三年（1043）订立的宋夏和议中，还规定岁赐西夏大茶3万斤，合20万斤，作为“体面和平”的一种赎买物，这是历朝中绝无仅有。
元代北苑衰落武夷御茶园崛起
元代，是中国贡茶经过唐、宋的发展高峰到明、清继续发展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
元代贡茶制度与出产茶类基本和宋朝差不多，贡茶仍以蒸青团茶为主，但民间已广泛饮用散茶与末茶，这与宋代后期饮茶方式改变和制茶技术改进有很大关系。
元代宫廷所用贡茶的主要产地已从福建建安转移到武夷山。从贡茶发展的角度讲，元代也是武夷茶崛起兴盛的一个时期。元朝仍继续保留着宋朝遗留下的一些御茶园和官焙（制茶工场）。元大德三年（1209）全国计有茶园120处，却专在武夷创焙局于四曲溪畔，初建皇家焙局，后称御茶园。设场官二员领其事，大造贡茶。据董天工《武夷山志》载：“至元十九年，令崇安县令亲自监制贡茶，初贡仅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后税额浸广增至二百五十户、茶三百六十斤。元顺帝至正末年（1367），贡茶额达990斤，明初仍之。”至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建宁太守钱＾因本山茶枯，御茶改贡延平（南平），武夷御茶园遂荒废。兴盛了二百五十多年的武夷贡茶废圯，只遗留下通仙井及“石乳留香”石刻。今武夷山幔亭岩茶研究所，挖掘传统石乳，创制了“贡茶大红袍”其品质不逊于名丛大红袍。
元王朝的统治阶级是游牧民族，虽然对茶极为需要，但是没有唐宋王朝那样奢侈讲究。贡茶入元后，贡茶制度有所削弱，朝廷用茶仍继续保留宋代遗留下的一些御茶园和官焙。王桢的《农书》在谈到蜡面团茶时说：“其制大小龙团，带夸之异，此品惟充贡，民间罕见之”。可见元代团饼茶仅限于充贡，数量很少，民间饮茶之风趋向散茶了。
康熙《长兴县志》载：“唐代宗大历五年，罢贡茶院于顾渚山，宋初贡而后罢，元改贡茶院为磨茶院”。蒙古宫廷饮茶，吸收了某些汉族的饮茶方式，结合了本民族饮茶特点，形成了具有蒙古特色的饮茶方式。如有“兰香、玉磨末茶二匙头，面、酥油同搅成膏、沸汤点之”（忽思慧《饮膳正要》）又酥签茶，将好酥点茶，似是中国红茶的调饮法的雏形，这显然是汉蒙茶文化交流的结果。
尽管元代短暂，但朝廷贡茶消费生产水平提高，元代的茶文化具有一定特色。特别是一些茶文化内容的改进创新，更为明清时期茶文化的兴旺、发达，打下重要基础。
元代名茶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的名茶有51个品目，各地名茶以建州和南剑州的“头金、次骨、末骨、粗骨”，武夷山“石乳”，常州义兴“阳羡茶”，虔州“泥片”，袁州“绿茶、金片”，歙州“先春、早春、华英”，潭州“独行、灵草”，江陵“大拓枕”，岳州“大巴陵、开胜、黄翎毛”，津州“双上、小大方”，光州“东首、浅山”，秭归“清口”，荆湖“雨前、雨后、草子”，阮州“都濡、高株”，淮南“太湖茶”，江南“茗子”，池州“仙芝、嫩蕊”。
明清贡茶 面貌一新
明代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年间下诏罢造建安团茶，龙凤茶不再作贡品，“惟令采茶芽以进”。大大地促进了炒青茶类的制作的推广与普及。二是品饮方法广泛地从过云的碾末煮饮向沸水冲泡转化，“开千古饮茶之宗”。可以说明明朝奠定了我国后期茶叶加工工艺，品饮方法及多种茶类形成的基础。
明代炒青（芽茶、叶茶）制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名茶品种的大量增加。可以说，明朝200年间，新增的名茶品目是中国茶叶史上最为丰富的。明代黄一正《事物绀珠》所辑录的“今茶名（不包宋代北苑贡茶名）”有97种之多，这是古代茶书中记载名茶最多的一部。明代名气最高的有蒙山石花，顾渚紫笋，宜兴阳羡，宣城瑞草魁，西湖龙井，皖西六安，浙西天目，长兴罗岕茶，绍兴日铸茶，诸暨石苋茶和嵊州剡溪茶，福建武夷茶。
随着名茶品种的大量涌现，品质的大幅度提高，明朝皇帝对贡茶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明朝中后期，名茶纳贡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天下产茶之地，岁贡都有定额，有茶必贡，无可减免。朝廷贡额之重，贡茶危害之甚，使得民不聊生。万历年间（1573－1619）佥事韩邦奇的《富阳茶歌》揭露了官府残酷勒索贡物的情形。
迄至清朝，是我国茶叶加工日益精细的一段时期，可以说历史上色、香、味、形俱佳的名茶大多是在这个时代创造的，闻名中外的武夷岩茶就是突出的一例。就名茶类型而言，清朝名茶大多属烘青和炒青绿茶，从类别来分，还创制了白茶、黄茶、红茶、黑茶、青茶（乌龙茶）加之绿茶形成六大基本茶类。
清朝饮茶风俗之盛也是历朝所没有的。“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的名句，就是出自清朝乾隆皇帝弘历之口并流行开的。换句话说，清朝名茶的发展，与一朝天子厚爱名茶有着密切关系。清朝历代皇帝嗜饮名茶，宫廷茗饮之风为历朝之最为盛行。当时皇宫的内务府专门设有掌管贡茶的机构――御茶房。
朝廷经常举行大型茶宴活动，其中康熙五十年（1711）和康熙六十年（1721）宫内举行两次盛大茶宴，每次都有1000余人出席，规模最大的要数乾隆五十年（1785）和乾隆六十年（1795）这两次千叟宴，当时的规模分别为3000余人和5000余人。特别是乾隆在位60年间（1736－1795），每年举行茶宴，一般于年初的一个皇道吉日在重华宫举行，大多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茶宴的主要内容一是由皇帝命题定韵，请出席宴会的人赋诗联句；二是品饮名茶；三是赏赐，主要犒尝诗词胜出者以御茶和茶具珍物。清朝300多年间，还留下许多皇帝与名茶故事。清圣祖玄烨在康熙二十八年（1699），第三次巡太湖时，巡抚宋荦，从当地茶师朱正元处购得产于江苏的“吓煞人香”名茶进贡。康熙皇帝以其名不雅，遂赐茶名“碧螺春”。乾隆不愧为“爱茶之君”他在当皇子时，在乐善斋书房读书，写有《冬夜烹茶·咏武夷》茶诗，品出“就中武夷品最佳”的武夷接笋茶，这就大红袍传说皇帝尝过此茶的事实。今武夷山岩上茶叶科学研究所发掘的传统名茶－－岩上大红袍，品质不逊于武夷山大红袍。
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六年（1751）南巡，搜括地方名产，诏令进献贡品者，庶民可升官发财，犯人重刑减轻。一般茶献给皇帝认可，便成为贡茶。乾隆四十六年（1731）乾隆皇帝第一次下江南巡视，游至龙井狮峰山，在胡公庙品尝了龙井茶，赞赏茶味极佳，水色清冽，便将庙前18棵茶树封为“御茶”，这是有史以来，被皇封的茶树。当时还专门以西湖龙井为题作诗，多次赞赏，名声大噪，杭州人一直保护着这18棵茶树，至今仍安然地生长着。
清朝茶叶产区（亦即贡茶产地）有了进一步扩大，名茶产区也已涉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省的70多个府县，为贡茶有40余种，据史籍资料记载，其中每年作贡茶的名茶就达1.39万多斤。
到了清朝中期，我国传统的制茶技术已达到较为娴熟的程度，中国茶业也因此步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清朝许多名茶延续至今有福建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闽北水仙、政和白毫银针；黄山毛峰、徽州松萝、祁门红茶，敬亭绿雪、六安瓜片、太平猴魁、舒城兰花、西湖龙井、泉岗辉白、云南普洱茶、江苏洞庭碧螺春、河南信阳毛尖、陕西紫阳毛尖、江西庐山云雾、湖南君山银针、广西桂平西山茶、南山白毛茶、湖北恩施玉露、广东凤凰水仙、四川名山蒙顶茶、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等。其中不少品质超群，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
茶叶被发现，便“任土入贡”，产生了上层阶级的饮茶风俗，它不仅讲究品饮的“茶道”，赋予茶以一定的思想道德内容。从上而下地推行，又成为民间饮茶习俗，促使“茶道大行”今成“茶为国饮”。茶叶由民间入贡宫廷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对茶叶的制作工艺不断改良，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真的过程，朝野人士互相交流，使得中国茶文化呈现丰富多彩。
我国在茶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众多的历史名茶，名茶多与贡茶紧密相联，许多经历代帝王，名臣的品题，更是名重一时，身价百倍，所以历朝的贡茶均属于历代的名茶，对中国名茶的形成及其发展与贡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贡茶制度的形成，大大促进了制茶技术的改进和茶叶品质的提高，使得贡茶品目日见繁多。名山的名茶，经茶人、名人创名茶以及评审，使名茶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使得当代茶品丰富多彩，日现其精，扬名全球。
本文参考资料：
《中国茶经》陈宗懋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中国茶事大典》徐海荣主编 华夏出版社
《大唐茶文化》丁文著 东方出版社
《中国贡茶》巩志编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中国乌龙茶》巩志编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中国红茶》巩志编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茗边清话》罗列方等编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名山出名茶》徐永成编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建茶志》姚月明主编 巩志撰 南平市茶学会编印
《贡茶平议》于良子 载《农业考古》1994年2期
《唐代贡茶》王广智 载《农业考古》1995年2期
作者简介：巩志原名吴敩镛。1931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建瓯市东游镇（宋代为建安北苑东宫）茶乡。平生嗜茶，少年傍茶，青年喝茶，中年饮茶，老年品茶，古稀著茶，夙愿已达。
1952年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任职于中共光泽县委会。1982年退休，研味建茶，考证武夷茶、乌龙茶及小种红茶。在《农业考古》、《福建茶叶》、《茶业通报》、《茶叶科学技术》、《茶报》等刊，发表有关闽茶、建茶、武夷茶等论文50余篇。其中《建茶史微》被编入日本·高桥忠彦主编《茶道学大系第七卷·东洋之茶》日本淡交社出版平成十二年发行。先撰《建茶志》，继著《碧水丹山岩茶香》。出版了《中国贡茶》、《中国乌龙茶》、《中国红茶》、《中国白茶》、《中国绿茶》等组成茶类系列。
天赋灵芽，造福人民；吾著茶书，闲文逸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得一知己，平生足矣。
现为中国茶学会会员、福建省茶叶学会会员，福建省茶文化研究会（首届）理事；福建银芝集团中国乌龙茶研究所顾问，武夷山市茶业管理委员会顾问。
工作单位：中共光泽县委办公室（退休干部）
家庭地址：武夷山平安大厦B·2·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