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 10日，将是左宗棠诞辰200周年纪念日。茶文化学者陈奇志认为：左宗棠为湖南茶业特别是湖南黑茶作出了巨大贡献，左宗棠整顿甘肃茶务，始于1875年，废于1942年，历经60余年，挽回咸（丰）同（治）（1851～1874年）年间西北茶销停滞局面，也奠定60年来西北边销的基础。湖南茶界应该早做准备，隆重纪念。

       据报道，今年年初，湘阴县闹市区兴建了左宗棠广场，长沙、汨罗进入湘阴地段，“左宗棠故里欢迎您”等巨幅宣传牌十分醒目。维修左公故里柳庄、左文襄公祠等旅游景点近些年投入3000余万元，“左公水乡”等农家乐吸引着一批批食客，在湘阴到处都能喝到“左宗棠酒”。该县政协原副主席吴果迟，左公后裔、湘阴退休教师左强等人创作了长篇小说《左宗棠》，何文俊、王品端、左文娣、姚饮松等数十名作者都参与到研究左宗棠的行列中；美术工作者向伟也创作了以左宗棠为题材的美术作品；县委宣传部、县旅游局编辑出版的《左宗棠》一书即将付梓。

       我们希望湖南茶界打出左宗棠的旗号，传承左宗棠的精神，推动湖南黑茶产业的发展。

        （摘自：中国名茶网，2010年11月15日）

【相关文献】

陈奇志、赵丈田著《湖南茶文化》附录四 ：

茶马互市与湖南边销茶

（摘自陈奇志2007年《中国茶文化讲稿》）

内容提要：叙述了唐代到清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概况，重点论述了湘茶在茶马互市中的地位与左宗棠整顿甘肃茶务的历史贡献。

1. 互市与茶马互市 （本网略）

2 唐代：湘茶通过民间途径进入吐蕃（本网略）

3. 宋代：湘茶走私销边（本网略）

4、元代：湘茶仍属“私茶” （本网略）

5.明代：湘茶由“私茶”改为“官茶” （本网略）

6.清代与民国：湘茶独占鳌头（本网略）

6.1概况（本网略）

6.2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

光绪元年(1875年)，年事已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同期整顿西北茶务[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5～189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其措施是：

一是豁免历年积欠，消除茶商顾虑。规定“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捐”[见《甘肃新通志》卷22《建置志•茶法》]。这一措施调动了茶商的积极性，许多商人改营茶叶。

二是另组新柜，恢复茶销规模。左宗棠既整顿原有东西二柜，又组织了新的茶叶组织――南柜。据《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载：左宗棠“遴选新商采运湖茶，是曰南柜”。南柜的茶商主要由湖南老乡充任。南柜在西北军政府的强有力的扶持下，经营业务和规模迅速发展，后来居上。

三是改引为票，严格税制。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一般靠“茶引”购买茶叶，当时规定1引80斤，茶商可不受数量限制，随意领取茶引，有的商人领取的茶引多达数十乃至百引。这样就使得茶引制相当混乱，既缺乏严格的管理，又易偷税漏税。左宗棠改“引”为“票”，“以票代引”。[《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按当时的具体规定是：1票＝50引≈4，000斤，承领人至少得领1票，并且必须在陕甘一带有房屋不动产，与此同时，实行同行3家连环保结，属历史上的株连作法，也是合同担保的雏形。清政府规定每票征税银258两，初领时先收100两，将茶运送到兰州入库时，再补缴交其余的158两。在缴纳课税后，可自由经营。[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四是鼓励茶商运销，与外商竞争。针对外国商人在沿海各口岸购销茶叶的现象，左宗棠经过与湖南省有关部门协商，对于持有陕甘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时，只征收税金2成，其余8成由陕甘都督府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这一措施可谓一举两得，既激发了茶商运销茶叶的积极性，又解决了甘肃协饷历年所拖欠的问题。

西北茶务整顿以后，茶销业逐渐复苏，清末民初有了长足发展，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至40余家，所发茶票逐年增加，每年经销的茶叶多达数百万斤[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第2辑]。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八年（1882年），第2案茶票的发行量为402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第8案茶票的发行量增加到628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11案茶票的发行量增加至1，855张。这一年，仅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陕西帮茶号就领取茶票320张，计茶128万斤左右。其中新泰和一家就承领茶票82张，计茶32•8万斤；魁泰通承领茶票44张，领茶17•6万斤。[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载《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原来的西柜的商号魁泰通，在与东柜茶号合伙经营的10余年内，迅速兴盛起来，重新变成了独立经营的茶号。再如南柜的乾益升、天泰运等茶号，在新疆地区颇负盛名，到民国初年，天泰运的副茶已经畅销西北各地。 [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清末民初西北地区作为茶叶出口的重要通道，将华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西亚和俄罗斯销售。早在左宗棠督理陕甘政务时，俄国人索思诺福齐等人就曾经来到兰州，向左宗棠请求在西北地区通商，期盼两湖茶（湖南茶和湖北茶）销往俄罗斯。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同意经兰州、嘉峪关，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将茶叶销至俄国。光绪八年（1882年）至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与俄国先后订立了《伊犁条约》、《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等。这样，大量茶叶通过西北地区而运送至俄国。据统计，当时俄国所需的华茶竟占其用茶量的1/3左右。[《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徐方干在《历代茶叶边贸史略》一文中（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评价左宗棠整顿甘肃茶务时指出：

左氏引案之制，始于公历一八七五年，废于一九四二年，其间，凡经六十余年，此种制度施行以来，乃挽回咸（丰）同（治）（1851～1874年）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六十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也。

北洋军阀和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势力的控制往往力不从心，对于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只能是任由地方政府进行，实际上所能做到的只是征收茶税而已。因此，这一时期，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管理税收上，而不是直接控制茶销业。将西北茶销业纳入市场运行，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北地区茶销业的发展。尤其是1942年4月，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了《茶额统税征收暂行章程》，茶叶也被列入征收统税的商品之一。按此规定，所有国内外运销茶叶，不论品种和质量，一律从价征税15％，凡是完纳税课的茶类，可以自由运销各地，不再重征。[徐方干：《历代茶叶边贸史略》，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1期]。

从此西北茶销业一反统制而完全市场化了。西北茶商激增，茶叶销量扩大，湘茶占七成多份额。 （来源：左宗棠研究会）